材料一：窃顷者德人割据胶州，俄人窥伺旅大……臣累上书，极陈时危，力请变法，格未得达。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皇上若决定变法，……今群臣具名上表，咸革旧习，黾勉（努力）维新，否则自陈免官，以激厉众志。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

材料二：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太仆寺……自奉旨后，群焉如鸟兽散，阒（寂静）其无人，匪特印信文件，一无所有，即厅事户牖均已折毁无存。

——陈夔龙《梦焦亭杂记》卷二

材料三：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包揽太多，同志太孤，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

——康广仁《致易一书》

材料四：有学者说：“康有为不是一个政治家，实是光绪皇帝以及全中国的不幸。假如康氏的谨慎能像他的热情那样，他也许能在十三年前展开维新，早就带了‘未的中国’。”

材料五：戊戌年六月十六日，在回答荣禄“法是应该变，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内变掉”的问题时，康有为回答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他认为，只要皇帝驾临乾清门，大功可成，“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重罚一人以惩其后……一日之间，风云俱变，更月得数诏颁下，则海内皆动色奔走矣。”

——《康有为政论集》（汤志钧编）中华书局

2 .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节略语为“中体西用”，是近代晚清时期形成的重要思想，其主张是在保持中国固有政治制度和纲常名教的前提下，采西学，制洋器，求自强。

材料一：近代“中体西用”大事年表

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愚则以为……‘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最早阐发了“中体西用”思想。

1864年，李鸿章《上总理衙门书》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是“中体西用”思想实践的主要代表。

1895年，学者沈寿康在《万国公报》上《救时策》一文中提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首次明确使用。

1896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出版《劝学篇》，对“中体西用”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中体西用”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20世纪初，“中体西用”思想逐渐被边缘化。

材料二：在晚清中国，官方宣导“中体西用”的论调，其隐而不宣的一个前提就是不管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也不管自身进行怎样的改革，绝不可以触动现政权的统治基础……一个“中体西用”的命题，竟然成为晚清权贵阶层拒绝变革、抵挡世界潮流于门外的借口和绝佳的挡箭牌。               

——余治平《“中体西用”：何以纠结，何以沉重？》

材料三：“中体西用”后来久被指为包庇封建，其实，那个时候的中国，天下滔滔，多的是泥古而顽梗的士人，在封建主义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启锢闭，引入若干资本主义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一 魏晋以后，门阀政治影响选才，“高门华族，有世及之荣；庶族寒门，无寸进之路。”隋唐通过分科考试选拔官员，扭转了这种局面。惟科举设进士、明经诸科，”进士以声的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力功，罕穷旨趣。”“一诗一判，定其是非，适使贤人君子，从此遗逸。”天下士子以科举为唯一出路，科举遂成教育重心。

——改编自《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等

材料二1860年代，奕䜣等奏称：与外国交涉，必先谙其言语文字，设工同文馆，招考斗又、天文、算学，采西学、制于器力自强之道。

1898年，康有为奏称：西人之于民，皆思教之而得其用，教之以算数国史、天又地理、化光电重、内政外交之学，惟恐其民之不智。吾之教民，束缚于八股帖括之中，惟恐其民之不愚。

清末新政时期，学者倡议：“教育一事，当全国划一，故以颁教育制度力第一要务。”督学大臣张百熙等奏称：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拟学堂章程，颁行各省，裁减科举，归重学堂。

——摘编自《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汇编》

材料三 民国成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教育的宗旨是：军国民教育（偏于强身健体）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以公民道德为中坚和根本。

——摘编自《中国近代学制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