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内各个党派和各个阶级与各个民族的联合。针对敌人已经进行并加紧对中国分裂活动，中国共产党强调要团结国内各民族，在共同对日原则下，实现各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同时与汉族联合建过统一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在少民族聚居区建立了许多不同级别的行政机构，使少数民族享有自己管理本民族事务的自治权利，取得了成功的效果。

1945年，中共七大肯定了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工作，提出要改吾国内少数民族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拥有自治的权利。1946年3月中央对内蒙古工作的见进一步指出应确定内蒙古自治政府是非独立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仍属于中国版图，并为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部分。随后，粉碎了敌对势力分裂内蒙古的阴谋，并于1947年5月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政府。同时在陕甘宁、晋冀鲁等解放区也建立起一些县级以下民族自治区。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过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共中央早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探索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早期民族区域自治产生的历史影响。

2 . 据青铜器铭文，西周中后期，裘卫因经营手工业获得财富和地位，一位名叫矩的贵族用13块耕地，从裘卫那里换取了在王室仪式上穿戴的盛服和玉饰。这一记载反映了

A．井田制度松动	B．世袭制度解体
C．抑商政策弱化	D．礼乐制度崩坏

3 . 【历史选修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年），史学家、文学家，年轻时候，曾受教于当世大儒董仲舒和孔安国。前126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两湖、江浙、齐鲁等地游历，了解了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逸事以及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其父逝世后，继任太史令，“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前99年，司马迁因替战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情，触怒汉武帝，被下狱施以官刑，出狱后忍辱继续创作完成《史记》。《史记》采用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上计轩辕（黄帝），下至于兹……凡百三十篇。”“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使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有利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价值。

4 . 清雍正年间，军机处设在皇宫内，与皇帝日常生活办公地毗邻。军机大臣多从“亲臣重臣”中遴选，任命谕旨通常说，命某人“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或“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材料中未能体现出

A．在军机处办理要务易于保密	B．军机处官员便于皇帝宣召
C．军机处官员按才德标准遴选	D．军机大臣多为临时差遣性质

5 . 人性是先秦以来一直讨论的问题。基于对人性的新认识，宋明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他们认为人性

A．本质是善	B．本质为恶
C．非善非恶	D．本善习远

6 . 如何对待物质需求，东西方思想家中有的认为“放纵自己的欲望是最大的祸害”，有的甚至提出“去人欲”；也有的针锋相对：“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下列人物中，明确表达上述主张的有
①苏格拉底 ②亚里士多德   ③朱熹 ④李贽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7 . 北宋中期，“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富者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这表明交子

A．具有民间交易凭证功能	B．产生于民间的商业纠纷
C．提高了富商的社会地位	D．促进了经济重心的南移

8 . 1919年7月，进步报刊《每周评论》提出：“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一面……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同一时期的《南开日刊》宣称：“只要有干涉政治的决心，不怕政府不顺从民意。”这表明当时

A．知识阶层具有参与政府管理的意识

B．广大民众开始拥有决定国家政策的权力

C．进步知识分子对社会变革方式有了新认识

D．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

9 .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颁布“向各国宣战懿旨”。6月26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驻上海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中外商民人民产业为主”。这表明

A．列强在华势力受到有效遏制	B．清政府中央集权面临危机
C．地方实力派成为列强代理人	D．地方势力与朝廷分庭抗礼

10 .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唐前期，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进行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田租），有家则有调（纳绢布等），有身则有庸（每丁每年服力役二旬，若不服役则纳布帛等代替）”。庸和调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唐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百姓举家逃亡，规避赋税，被称为“客户”。
公元780年，唐期推行两税法：以国家财政开支所需为总额，所谓“量出以制入”。所有民户在现居地登记，根据财产情况定户等，按户等高低交纳赋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分夏秋两季征收，“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结果“赋不加欲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诚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每户负担并未增加，但国家财政总收入增加，对户口的掌握也更为准确，“天下便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两税法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税法与唐前期的赋役制度相比有哪些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