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训政纲领》，宣布“军政”结束，进入“训练国民使用政权”的“训政”时期。国民党以强力推行“以党治国”，遭到了社会人士的批评。
1929年，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指出中国社会严重缺乏人权，经常侵犯人权的并不是个人或团体，而是国民党党部与政府机关。胡适要求尽快制定宪法，他强调“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胡适的言论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引起了较大的舆论震动，梁实秋等人著文响应他的呼吁。
国民党内也有人要求“民主”与“法治”。党内元老蔡元培曾致信胡适，称赞其论点“振聋发聩，不胜佩服”。而一些在党内权力分配中失势的政治派别，更注意利用民间的舆论来反对蒋介石等当权派。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冯玉祥、桂系等地方实力派成立“约法起草委员会”，草草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草案》。有报纸评论说，“从理论言，此项草案实有许多优点”“比较任何国家现行宪法为周密”。
蒋介石在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也感觉到有稍变统治方法以消弭反对派的必要性，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但遭到党内另一实权人物胡汉民的坚决反对，演变成“约法之争”。
中国共产党对此也有自己的认识，毛泽东在1940年指出，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有一部好宪法，要想畅通实行是不可能的，宪政运动的主题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
——摘编自陈红民等《南京国民政府五院制度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南京国民政府推行“训政”所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逻辑清晰，表述通畅）。
材料 至恭亲王奕䜣等奏请购买外国洋枪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所恃……购买成功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将，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摘编自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洋务派主张优先发展军事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洋务派优先发展军事的主张。
20世纪30年代初，知识界发起了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形成一股强劲的现代化思潮，各种报刊、杂志纷纷刊载大量有关现代化问题的文章。
材料一中国农业，虽有几千年的历史，但现在生产技术的落后，经营方式的退步，已在任何独立国家之后；不，就是其它的殖民地国家，也比较中国要近代化得多了，我们知道其它各国，已跟了工业技术的进步，利用空气中的氮气，制造为化学肥料……别国已用了极大的电机设备作灌溉之用，中国还是利用着人力和畜力，天天向自然作汗血的挣扎。这一切农业生产的现状，正如以大刀抵抗飞机和坦壳(克)车一样，安得不落伍。
——吴觉民《中国农业的现代化》
材料二机械要制造，日用品也得制造；电站要建立，人民住宅也得建立；森林要开采，游息的胜地也得修饰。现代化中国，一定不应当是为现代化而现代化，而是为了建设一个整个的社会而现代化。
——亦英《现代化的正路与歧路》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现代化大讨论”的历史背景。(2)分别概括材料一、二关于现代化的观点，并予以评析。
材料 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勘，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
草原与滨海地带，其所凭以为资生之地者不仅感其不足，抑且深苦其内部之有阻害，于是而遂有强烈之“战胜与克服欲”。此种民族，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此乃与其战胜克服之要求相呼应。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
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子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
——摘编自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该书写于1940年代）
结合中外历史，评析钱穆的观点。（要求：自拟论题，史论结合，叙述成文，条理清晰）材料 长期以来，中原王朝在西南各民族聚居区实行“参用其土人”的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建立在奴隶制或农奴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土司又称土官，指由当地民族首领世袭担任的宣慰使、知府、知州等职务。土司承袭在形式上必须经过中央批准，并承担缴纳赋税出兵助战等义务，且“世官、世土、世民”。《明史·土司传》记载“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可见明政府沿袭并制定了授职、承袭、升迁、奖惩等法规，完善朝贡、纳赋之制，颁行征调土兵办法。明中期以后，封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清政府在西南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逐步取消土司世袭制度，任命有任期、可调动的流官，随之进行清查户口、丈量土地、核实赋税等工作。土司势力大大削弱。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清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土司制度的兴衰。
材料一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的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材料二 ……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地载于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诸人，知道战前广东地方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而且新的税则平均到百分之五，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所以他们扬扬得意，以为是他们的外交成功。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贻害不少。
——摘编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当时中国关税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从材料一到材料二中国关税发生的变化及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材料、二中中国的关税政策。
材料 在改革前期主要进行了体制内的改革，即对行政机构、教育体制、军事体制等方面做了变动。以1905年为转折，清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立宪国政治，制定改革蓝图，并宣布预备立宪。紧接着民主议事机关谘议局和资政院也相继建立起来。然而，由于清王朝已经奄奄一息，在皇族内阁出台后，清末新政在四面烽火中彻底走向失败。作为清政府最后十年生命里的大事件，一方面，推行晚清新政是内忧外患的逼迫，是为了实现自我保全而不得不进行的一一次改革；另一方面，改革实施的一系列措施较之以往的“祖制不可违”确实让中国迈出了走向近代化的步伐，但历史的合力最终将中国推向了革命，在更加猛烈的炮声中新政偃旗息鼓。
——摘编自李冬雪《清末新政政治改革论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清末新政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清末新政中的政治改革。
材料一 当战国中期梁襄王问孟子“天下乌乎定”时，孟子说“定于一”。郡县体制是中央集权治理体系的行政区划基础，“郡县治民，从制则天下安矣”。中央集权国家治理体系下，各行政区划的主要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命，直到县一级。县之下，又有传统的乡里村落，用户籍等制度将民众纳入国家管理之下。《尚书》还说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唐太宗也说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以百姓之心为心”。统治阶级往往以减轻农民赋税徭役负担的方式推行民本措施。重农抑商是秦至清的基本国策，调节贫富是历代统治者试图缓和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的做法，背后都有民本的影子。
——据卜宪群《“大一统"和“民惟邦本”——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整理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生政权能否经受得住各种挑战的考验、实现平稳过渡并发展壮大，是当时不少国家及人士质疑并观望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一边稳定新中国政权，一边发展新中国事业，实现了稳定与发展的双丰收。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是历史发展的必由选择，同时也烙上了时代的深刻印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边学习边创新，边探索边总结，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经验启示。
——据季春芳、李正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并概括具体的做法。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国家治理的做法。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国家治理的历史启示。
材料 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出现了举世闻名的“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辞海》对“百家争鸣”的解释是战国时期学术界互相辩争的风气，是当时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对当时文化学术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不仅是对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解释，也是对它的评价，而这样的评价似乎并不恰当。应该说，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不是一时凭空出现的“风气”，其形成源远流长，成果丰硕，影响深远。
——摘编自薛国中《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条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材料中的观点加以评析。（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几种观点或者自己提出的新观点展开评析；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 为加强边防，唐在沿边重镇设立节度使。节度使最初只掌兵权，后来总揽军、政、财、监之权，权重势雄，独霸一方。安史之乱后，藩镇“相望于内地”，“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喜则连衡（横）而叛上，怒则以力相并”。
宋太祖即位后，革除前朝之弊，“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并采取派遣官员监察地方等多项措施，“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宋太宗时，节度使掌控的支郡也被收回，从此“无复领支郡者”。
元朝变革地方行政制度，设立行省。行省官员常以“藩大臣”和封疆大吏自居，替朝廷镇守地方；凡行政号令和公文申禀，“不敢专决大政，咨中书（省）而后行”。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唐、宋、元时期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治理措施。（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从唐朝至元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规律和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