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唐朝，科举考试原则上允许自由报考，“取士不问家世”，“一切以呈文去留”；由于取士原则兼顾士子平日才学和科场表现，考试之前，士子往往向达官显贵或闻士名流投呈作品，官员不避讳直接向选举机关推荐人才，仅就考试规则而言，则尚不周严。宋朝确立三级考试制度，有地方选拔的“乡试”，全国性选拔的“省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试之前，被指定的考官全部进入贡院，考试期间不得私自外出或会见亲友。各级考试的试卷一律“糊名”、“誊录”，避免辨识字迹，防范录取中作弊。考试内容出现了章法、格式相对固定并适于考试的“时文”，它的作文体例为考生和考官提供了相对客观、标准的评价框架，但是忽略了思想见识，实际开了明清八股文之先河。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在科举取士过程中，由于东南之人长于文章，应进士举得心应手；西北之人质朴无华、长于经学。因此，对省试录取名额的分配，司马光主张照顾地区差异，按照一定份额“逐路取人”；欧阳修则认为应按乡试的绝对成绩“唯才是择”，以防“谬滥”。这一争论表面上落实于地区或落实于个人的差异，却反映了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和科举对整个官僚制度的影响。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唐、宋科举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司马光与欧阳修争论的焦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产生争论的原因。
材料一 19世纪末，霍华德设想的城市包括城市和乡村两个部分。城市四周被农业用地所围绕；城市居民经常就近得到新鲜农产品的供应。……在土地上进行建设、聚居而获得的增值仍归集体所有。城市的规模必须加以限制，使每户居民都能极为方便地接近乡村自然空间法国建筑师加尼埃从大工业的发展需要出发，把“工业城市”的要素进行了明确的功能划分。从18世纪开始，法国里昂逐渐成为工业城市，20世纪30年代以后，里昂郊区的卫星城镇大规模发展，逐渐与市区连为一体。里昂老城是法国乃至欧洲的文化与艺术中心，城市生活居住区沿罗讷河和索恩河呈南北长条形而建，疗养及医疗中心位于北边上坡的向阳面，东部是广袤的田野。工业区分布在市郊，南部是大型核电站，保障城市的能源供应，东南部是汽车工业基地。备区间均有绿化带隔离。里昂作为交通枢纽，是欧洲物流的主要仓储和中转基地，火车站设于工业区附近，城市设快速干道和供飞机起飞的实验性场地。
——摘编自《世界现代化历程·西欧卷》
材料二 1949—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从12.5%提高到17.9%，平均年增长0.2%，这种缓慢的城市化主要是严格的户口登记条例限制了人口迁移流动。80年代起，我国城市化进入了“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伴随乡镇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非农转移就业模式产生了“人口就地城镇化模式”。90年代以来，我国东南沿海诸多地区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逐渐转变为负值，这些地区常住人口规模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迁移流动人口的贡献。大量外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地区，加速了城市化进程。
——摘编自《人口流动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田园城市”和“工业城市”理念提出的背景。并说明这两种城市的各自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改革开放前后制约和促进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历史因素。
材料一 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典型的多边外交的成就。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与当时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的代表打交道。当会议陷入僵局时，周恩来一方面同英、法外长直接交往、会谈：另一方面，努力争取苏、中、越三方达成一致，经过会上、会下的穿梭往来和艰巨的斗争，最后终于达成《关于在东埔寨和老杜停止放对行动达成协议的公报》。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不仅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还积极在会内、会外与亚非国家接触，消除隔阂，将交朋友的立足点放在亚非国家。
——摘编自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
材料二 1973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基辛格博士，他用赞赏的语气提出一年以前尼克松对中美相互接近所做出的解释。毛泽东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HAND-IN-HAND（手携手）。”基辛格表示：总统曾对主席说过，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别的任何人表示善意。毛泽东认为基辛格讲的是“老实话”。
——摘编自宫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多边外交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时期多边外交的指导原则。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美两国能够“HANDINHAND"的原因，并说明推进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根本因素。
材料一 史料1
史料2
材料二 东汉时期，在我国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过着游牧生活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陆续内迁。他们跟汉人杂居，学习农业生产，与汉族人民的联系日益密切，但是大多也还保持部落组织，保留自己的语言和习惯。到了西晋初年，内迁的匈奴、鲜卑、羯、氐族和羌族等族共有几十万人。
西晋末年，由于北方大乱，北方的汉族也先后南下，逐渐迁移到了长江中下游一带。据考证，当时迁居到南方的中原人有70多万。如此多的百姓来到了长江一带，使长江地区迅速变成我国另一个经济文化中心，中国南方也得到了极快的开发与发展。
——摘编自《中国民族关系十讲》等
(1)指出材料一中两则史料的价值，并做出合理推断。(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内容，概括中国古代民族迁移的特点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 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粮食作物的主要分布区，史前时期，粟是黄河流域分布最广的粮食作物，裴李岗文化、马家窑文化等遗址都发现过粟。黍的分布与粟相当，是华北地区与粟共存的一种农作物。稻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种植面积十分有限。
商周至春秋时期，稻成为仅次于黍、粟的主要粮食作物，郑州白家庄商代早期遗址曾发现过稻壳的遗存。小麦从西亚传入并在黄河流域种植，甲骨文中多见“麦”字，战国秦汉时期，关中地区修建的郑国渠、白渠、龙首渠等大型水利工程，大为改善了当地的灌溉条件，小麦成为仅次于粟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在水利条件优越的地区已经大量种植，较以往有明显改变。
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黄河流域小麦和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这一时期域外传入的新粮食品种高粱、荞麦种植范围逐渐扩大，其中荞麦因抗秋寒低温、生长期短的特点，在南北各地广泛种植，明清时期，稻、麦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自然环境变化，黄河流域水稻种植面积明显缩小，同时小麦因灌溉技术的提高，替代黍、粟成为北方主要粮食作物。但这一时期粮食作物种植最明显的变化，则是以玉米、甘薯、马铃薯为代表的农作物的传入，它们因具有高产、耐瘠、耐旱涝的特点，广泛种植于原来不适宜稻、麦生长的地区，全面改变了原来农作物种植结构与组合形式。
——摘编自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黄河流域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黄河流域外来农作物传入的影响。
材料一 乡约起源于宋代，在明代得到广泛推广。明代名臣大儒王阳明、吕坤等人都对乡约的制度或实践有很大的贡献。王阳明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在辖区内直接推行《南赣乡约》，以明太祖的《太祖六谕》为蓝本，使乡约逐渐成为封建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化的有效途径。到清代，顺治皇帝首倡乡约，将《六谕卧碑文》加入乡约宣讲中。雍正皇帝更是亲自制定了《圣谕广训》，作为乡约宣讲的正式文本，通过乡约巩固国家在基层社会的权威，强化在基层社会的控制。
——摘编自赵岩等《（南赣乡约）与传统中国基层治理体系的重建》
材料二 清末民初，宗族组织原则发生了某些变化。1905年，上海王、朱两氏将祠堂族长制改为族会制，“从事家族立宪”。1918年该族增订族会章程，1924年修改，并经会员大会讨论通过。曹氏宗族的管理体制也开始近代化，规定族众有参与宗族事务的重大权力。此外，浙江绍兴阮氏宗族在1923年之前设立该族议事、执行二部，实行任期制，由选举产生。
——摘编自常建华《中国文化通志·宗祖志》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朝到清朝乡约宣讲内容的变化及其作为国家基层治理手段的发展趋势。(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民初宗族管理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燔诗书而明法令"。残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惰而致贫者，举以为孥。
——摘编自《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二 "传送委输，必先悉行……急事不可留，乃兴徭。……田时也，不欲兴黔首"。
——摘自2002年湖南龙山县里耶出土秦简记录的秦朝条今
材料三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王安石《商鞅》
材料四 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为相十年，人多怨之……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
(1)根据材料一，概括商鞅变法的特点。材料二能否佐证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理由。
(2)根据材料三、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归纳王安石与司马光对商鞅变法的看法及原因。
材料一 春秋时期，秦国已经置县。不过，此时的秦还是一个僻居西部的小国。至战国时期，秦对外扩张活动不断加剧，县的数目也越来越多。而秦国置郡，还仅见于战国时期的史料记载。秦帝国建立后，废除分封制，确立郡县制为帝国的地方行政制度。郡县制的发展，促使了地缘关系取代血缘关系。早在商鞅变法“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以什伍为制重编户籍，以军功定尊卑爵秩等等措施，就是要铲除旧的血缘关系。汉代的异姓与同姓诸侯王对皇权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至汉武帝时代，诸侯王割据势力被铲除，君主专制制度才真正得以巩固。秦汉皇朝控制地方的措施，主要为掌握郡县主要官员的任免权，分离郡县的行政权与军权，建立严格的监督制度。秦汉郡县的机构庞大，管理范围涉及民政、财政、司法、教育、选举、监督等诸多方面。不过，尽管秦汉郡县机构复杂，人员众多，但管理层次则是相当分明的。郡的最高长官为郡守、郡丞和长史辅佐郡守，郡尉主管武事，各类行政部门均有主管官员，为列曹等。县的最高长官为县令（长），县的各类部门也设立主管官员，郡守、县令（长）分别主持郡、县之政务，郡辖县、县辖乡、里等基层组织。在郡县内部，还建立了监察和考核制度，监督官员履行职责的情况，中央政府对郡县实行严格的控制。秦汉的官僚机构犹如一座层次分明的金字塔。塔顶是至高无上、独揽国家大权的皇帝。
——摘编自易宁《秦汉郡县制、罗马行省制与古代中西文明的特点》
材料二 罗马行省制也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公元前227年，罗马建立第一个行省——西西里行省。之后，随着罗马海外征服的范围不断扩大，行省数目大为增加，行省制成为罗马统治海外领地的重要制度。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建立后，行省制度仍有过多次重大改革，管理体制更趋于完善。行省制的发展，破坏了罗马城邦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即与氏族血缘关系有联系的具有闭塞性质的罗马公民集体，以及罗马公民权与土地占有权和服兵役权三者的结合，最终导致罗马城邦走向崩溃。经过从奥古斯都至戴克里先（公元285年至305年）长达三百余年的时间，罗马政体才由元首制过渡到君主专制。罗马帝国皇帝控制了行省主要官员的任命，行省总督不再握有军权，对行省监督也趋于严格。在戴克里先时代，包括行省总督在内的所有高级行政长官的任命以及军团长官的任命都是由君主亲自签署的。但是罗马行省机构则远不及秦汉帝国那样复杂，罗马行省之下为城市由于城市具有自治或半自治的性质，所以罗马行省的管理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机独设置简单，官吏人数不多。二是行省主要负责税收、司法和治安等方面事务。尽管随着罗马帝国的发展，中央政府对行省控制不断加强，对城市事务干预也越来越多，城市自治的性质逐渐消失。但罗马行省始终没有形成层次分明的管理机构。
——摘编自易宁《秦汉郡县制、罗马行省制与古代中西文明的特点》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秦秦汉郡县制与罗马行省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共性和个性。（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存在差异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