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代，皖南一域产生了大量的契约文书。在徽州当地， 一般民众之间的经济交往相当频繁，田土交易推收过割，以及乡土社会秩序之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以“契约和理性”来支撑，即使是亲族之间也不例外。明清以来的徽州遗留下的大量文书，除契约文书之外，还有 日记、书信(包括原件、信底及活套)、账册、杂抄(“碎锦”“杂录”)、启蒙读物、日用类书和诉讼 案卷等，几乎涵盖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徽州在传统上属于诉讼频繁的“健讼”之地，围绕着各类土地、房产、赋役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的文书，作为发生纠纷和诉讼时的有力证据，有长时期保存之必要；再加上“敬惜字纸”之观念深入人心，巨量徽州契约文书得以留存。
材料二 海外也零星可见徽州文书之收藏。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明代歙县方氏信函七百通(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作为书法艺术珍品流入美国);英国的档案中有一些徽州茶商的资料；日本长崎等地，保留了一些徽州海商的文书。日本其他的一些机构也保留有少量徽州文书，但其整体收藏的情况还不是非常清楚。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有日本学者提出：古代徽商的海外贸易活动的巅峰在明中后期，徽州海商在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时，徽商则倾其全力经营国内商业。1984年，有学者利用中日(官方)交涉中的海事资料，揭示了清代徽商利用沿海来扩大其商业范围，并以巨额资本从事海外贸易的事实。1999年，有学者广泛搜集中日两国的文集、笔记、随笔、碑刻、族谱和尺牍等资料，并从中寻找徽州海商的印记，得出在清代(太平天国运动前)的东亚，徽州海商仍然极为活跃的结论。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振忠《徽州文书的世界》
(1)根据材料一，分析明清时期徽州文书大量存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海外收藏的徽州文书的史料价值。
(3)根据材料三，指出20世纪下半叶学术界关于徽州海商的争议焦点，并综合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具体说明史料辨析在史学争鸣中的作用。
材料一 宁波市区宋元时期城市生活类遗址出土瓷器基本情况
产地 时代 | 浙江地区 | 江西地区 | 福建地区 | 北方地区 | 海外地区 |
北宋 | 越窑、龙泉窑、婺州窑、泰顺窑 | 景德镇窑、吉州窑 | 建窑 | 定窑、磁州窑、耀州窑、临汝窑 | 高丽青瓷 |
南宋 | 龙泉窑、越窑、越窑仿官窑、南宋官窑、江山窑 | 景德镇窑、吉州窑 | 同安窑、德化窑 | 定窑、磁州窑、钧窑 | 高丽青瓷 |
元代 | 龙泉窑、永嘉窑、泰顺窑、临安天目窑、江山窑 | 景德镇窑、吉州窑 | 浦口窑、德化窑 | 磁州窑、钧窑 | 高丽青瓷 |
（说明：1.今浙江宁波地区即宋元时期的明州；2.在宋代瓷器中，官窑是一种专称。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京和临安，由宫瑟设窑烧造的青瓷）
——摘编自吴敬、付亚瑞《明州城遗址出土宋元瓷器与明州港市的考古学观察》
材料二 宋代皇帝都喜欢饮茶，并常将北苑（属福建）进贡的建茶赏赐给皇亲贵族、近臣与功臣。这一时期，比试茶品高低的斗茶风气盛行，经过丁谓、蔡襄等士大夫的倡导，逐渐传播到上层社会，最终成为一种清新雅致的茶道艺术。当时以福建建州为中心烧制出的各种瓷器称“建盏”。宋初，当地一些窑工技师在黑釉盏中有意加点白釉烧造而成的“鹧鸪斑”，是当时生产工艺中的新技术，“点试茶家珍之”。此外还有免毫盏、油滴盏等种类，仅宋代建阳水吉一带就有龙窑99条，其窑炉的长度短则几十米，长则百余米，一窑的装烧量最高可达十万余件。
——摘编自杨静《宋代建茶的崛起与茶文化兴盛关系探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产地视角指出出土瓷器各自具有的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项推动宋代建盏制造业发展的因素，并说明理由。
材料一 史料1
史料2
材料二 东汉时期，在我国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过着游牧生活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陆续内迁。他们跟汉人杂居，学习农业生产，与汉族人民的联系日益密切，但是大多也还保持部落组织，保留自己的语言和习惯。到了西晋初年，内迁的匈奴、鲜卑、羯、氐族和羌族等族共有几十万人。
西晋末年，由于北方大乱，北方的汉族也先后南下，逐渐迁移到了长江中下游一带。据考证，当时迁居到南方的中原人有70多万。如此多的百姓来到了长江一带，使长江地区迅速变成我国另一个经济文化中心，中国南方也得到了极快的开发与发展。
——摘编自《中国民族关系十讲》等
(1)指出材料一中两则史料的价值，并做出合理推断。(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内容，概括中国古代民族迁移的特点并简析其影响。
| A．与历史著作具有同等史料价值 | B．能够准确记述历史人物的事迹 |
| C．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史料运用 | D．反映出时代对历史叙述的影响 |
| A．无考古资料佐证的认识不可信 | B．年代久远导致历史认识模糊 |
| C．学者争论过大的史料没有价值 | D．研究角度影响历史认识差异 |
材料一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以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康有为）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己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1）指出材料一和材料二的观点有何不同？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概述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对甲午战争失败的反应。
（2）材料一、材料二两则材料相比较，哪则材料更具史料价值？请说明理由。
材料 解读史料，获得历史认识，探寻史料表象背后的意蕴，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汉武帝时期部分重要历史人物活动事迹
| 重要活动 | 资料来源 |
| 汉武帝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 《史记·大宛列传》 |
| 李广利（汉武帝时大将）伐大宛时，“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厖宛城中新得秦（汉）人，知穿井”。 | 《史记·大宛列传》 |
| 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涂林，安石榴也”“使外国，得胡豆”。 | 《齐民要术》 |
| “孝武（汉武帝）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 《汉书·西域传》 |
材料一 杜佑（735—812）是唐代中期著名的史学家，他的《通典》是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最早的政书体著作。杜佑从中唐现实出发，把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结合进了振兴中唐的政治需要中。他认为《通典》的作用在为封建帝王决断大政时提供方便，随时可以和上古的制度进行参照。通过对从上古到唐朝经济、政治、军事制度的描述，说明社会变化发展是由简到繁、由落后到先进的过程，杜佑认为只有在圣贤的“继施法教，随时拯弊”下，华夏社会才能进入文明。他极力推崇孔子“既富而教”的观点，即治政的最终目标必须使老百姓富裕足食，并且用礼仪开导、教育他们。杜佑对经书颇有研究，对经书的言论十分信赖。然而，他对儒家经书并不盲从，而是勇于疑古，善于求是在评论古人时，杜佑的方法是比较辩证的，从不绝对化。他既不因人废事，也不因事废人。
——摘编自章见、郭伟《杜佑史学思想述论》
材料二 梁启超（1873—1929）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新史学”和“史界革命”的先行者。他在其代表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注重史迹纵横间的勾连，加以组织，还原历史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将专门史和普遍史结合起来，鼓励学者通力合作以建成历史学科的庞大网络，历史的服务对象应从高层转向普罗大众从狭隘的帝王历史扩展到丰富的社会整体史。治史者应尽可能的客观，对史料精心考证，慎加辨别。重新界定史学范围，使历史分科精密化，各学科之间不相侵扰。’他坚持英雄史观，认为群体心理是个人心理的扩大化，风云人物的心理对破解时代谜团社会阃奥意义重大，因为此类人物的心理是史迹“吸射力之根源”
——摘编自姜南《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杜佑和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异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杜佑和梁启超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A．人口内迁与南迁 | B．政权更迭频繁 | C．生态环境的恶化 | D．民族交流交融 |
| 史料内容 | 史料出处 | |
| 材料一 | 元晖，字叔……弟仁器，性明敏，官至日南郡丞。 | 点校本《隋书.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1版 |
| 材料二 | 元晖，字叔……弟仁，器性明敏，官至日南郡丞。 | 点校本《隋书.卷四十六》修订本，中华书局2019年1月第1版 |
| 材料三 | 检校交趾郡赞治、日南郡丞、前兼内史舍人，河南元仁器撰 | 九真郡故地（毗邻日南郡，在今越南）发现的《大隋九真郡宝安道场碑》 |
| A．材料一对传世文献的点校有误 | B．晚出的学术成果比前人的研究可靠 |
| C．确认史实必须使用二重证据法 | D．金石史料有助于对传世文献的释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