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这个共同体之内，最主要的互应变量，至少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方向。政治范围内，包括政权的性质和行政的结构；经济范围内，包括生产方式、生产力和资源的分配；文化范围内，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组织；社会范围内，包括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尤其注重精英阶层的作用。这四个方面交叉影响，互相制衡，总的结果呈现为复杂共同体本身的强弱、盛衰和聚散。

材料二   宋代的复杂系统中，社会、文化两项变量套叠非常紧密。

——以上材料均引自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荀子的刑法思想

材料一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通‘为’，人为努力）也。”

“圣人化性而起伪（为），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

“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明礼仪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

“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勿滥。”

——《荀子》

材料二       

西北皮毛贸易

材料   “丝绸之路”虽然在西北极其漫长，曾是东西贸易的主干通道，但西北并不是对外贸易产品的出产地，如丝绸、瓷器、茶等大宗出口产品几乎全部来自西北以外的地区，因此，西北在东西贸易中的地位是中转站，在中转中捎带一些出口产品。但自清代晚期以来，在古代多被弃之不用的毛类（主要是羊毛和驼毛）成为西北地区输出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商品。

包头当时是西北皮毛集散最重要的中心，是西北商品中转的枢纽，它的商品输出情况，基本上可以反映甘宁青及绥远输出的基本情况。从统计来看，在1922年至1932年包头的主要输出商品中，皮毛输出的总价值共为9871万两，约占总输出值的81%，皮毛成为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皮毛一动百业兴”，皮毛对整个西北人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皮毛没有大规模开发为商品以前，西北商路主要以“大丝路”（从西安到兰州，经河西走廊到新疆）为西北物流之中心商路，如兰州、河西四郡等，历来为西北最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和城镇。但晚清以后，皮毛大规模的出口改变了整个西北商贸路线，核心是“黄河水运”，形成了沿黄河的商镇群带，即包头、磴口、石嘴山、宁夏（今银川）吴忠、中卫、张家川、兰州、西宁、导河（古河州、今临夏）等。

自晚清皮毛输出得到大规模扩展以后，生活在广大西北的牧民财富得到极大的增长。定远营是阿拉善的中心市场，“沙漠中蒙民，常用骆驼载酥油、皮毛等来城交换米、面、茶叶等物”；而绥远的临河县“汉蒙交易以粮米、布、茶、糖及牲畜、绒毛、皮张为大宗，蒙旗需要粮米、糖、布、茶、酒，汉商换得只为皮张、绒毛”。在青海，甘肃甘南藏区游牧于黄河南岸的果洛番“每年运牛羊、酥油、羊毛、羔皮、牛皮等物，前往卡布恰、郭密、丹噶尔、塔尔寺等处贸易，回运青稞、布匹等物”。

以前蒙藏民族商品意识和货币观念淡薄，不善经商，甚至耻于经商，近代后期其商品价值观已有所提高，“一只针换一张羊皮，一盒火柴换一张狐皮的情形，在甘肃边区的藏民里已经没有了”。

——摘编自胡铁球《近代西北皮毛贸易与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