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自商鞅变法运动开始之后，由于其行动与理论的独特性，引起了学者与政治家的强烈关注。其后随着社会实践与文明程度的发展，学界更是把它作为法家治世的一种典型符号象征，进行了深入而又持续的研究。

从变法开始直至今日，对于商鞅变法性质的评判，从价值维度上可粗略地划分为四类不同的认知：第一类，传统法家学派“富强王治”的评判，积极肯定商鞅变法理论与实践，《商君书》《韩非子》等基本可以划归为这一类；第二类，传统儒家、道家、杂家等“背道刻暴派”的评判，即以道德为依据对商鞅变法持强烈批判态度，如荀子称商鞅为“盗兵”，孟子批评商鞅“强战”，等等；第三类，近代史学“富国强邦的军国法术派”的评判，如钱穆《国史大纲》、张荫麟《中国史纲》等；第四类，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阶级服务派”的评判，主张商鞅变法顺应了经济变革的要求，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服务，其中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

——摘编自王云鹤《商鞅变法若干问题研究》

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一告诫、规劝为主的文体。百官作箴以规谏王的过错，成为西周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春秋战国时期。官箴形态开始出现从箴君到箴臣的变化。汉代，官箴对不同官职提出不同的要求，职业特色越来越明显。宋元明清时期，官箴呈现“官吏自箴”的特点。官箴书的创作者均为官员士大夫，所规谏对象则是文武百官。汉唐时期的官箴书，主要是针对官员进行道德说教；到宋元时期，官箴书的内容以从政经验、政务指导为主，或人际关系，或刑狱诉讼，或钱粮征收，针对性极强。到了晚明及清代，官箴文本融合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或混编公牍文书，组成了新式文本，成为更加实用的行政教科书。唐宋以前的官箴。主要针对高层官员。到明清时期，官箴针对的范围扩大为县级以下官吏，一些地方胥吏也成为官箴告诫的对象。

——摘编自时小红《中国传统官箴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材料   史学研究的基本步骤之一是“确立主题——史料收集——史料解释——叙述评价”。下表是与研究孔子思想有关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