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是在中国的现实社会环境和革命过程中逐渐发展、成熟、定型的，是孙中山在仿效西方政党政治及向传统会党模式回归皆遭挫折的打击下，经过深沉的思考及借鉴苏俄经验而找到的最后归宿。
1921年孙中山明确提出了“以党治国”这一概念。此后，“以党治国”概念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到1924年1月基本定型。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以党治国”的“党”首先得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孙中山特别强调“主义治国”，“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在实践中，在革命运动的阶段上，已由辛亥之役、讨袁之役、护法之役而进入了国民革命运动阶段。
——摘编自王永祥、李国忠《孙中山“以党治国”论初探》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提出的背景。
(2)依据材料归纳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主要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影响。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开辟了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昭宣时期加以经营，商旅、使者穿行其间，处处响起驼铃声，十分繁荣兴盛。东汉初，班超奉命出使西域，“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张骞出使西域使西汉王朝开始对西域诸国有了较清晰的认知，“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其北则大月氏，康居之属”，西汉王朝使臣与西域诸国使者相踵于丝绸之路，进一步加深了西汉王朝对西域诸国的认知。西汉太史公司马迁、东汉史学家班固对西域诸国的地理，山川、风俗、人物等均能作翔实的描述，确实得益于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交流往来。
——摘编自高福顺《汉代丝绸之路的兴衰变迁与历史意义》
材料二 中国瓷器的对外输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密切相关。早在汉、晋时期，中国的瓷器在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一些地区已有少量流传。因瓷器易碎，陆路运输比较困难，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扩展，晚唐以后大规模的对外输出主要依靠海路。由于船舶装载量的扩大，宋代以后瓷器外销的数量激增。瓷器作为古代中国商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杰出代表，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中国瓷器外销的海上贸易线路，与北方陆路贸易的“丝绸之路”遥相呼应，亦被称为“陶瓷之路”。
——摘编自孟原召《“器成天下走”：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丝绸之路的开通对汉朝的积极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以后“陶瓷之路”不断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13世纪之后，欧洲和中国的关系在中断了至少4个世纪后又得以恢复。传教士、商人和文学作家，通过自己的笔触，将一个地大物博、人民富庶的中国形象带入黑暗的中世纪欧洲。17-18世纪哲学家们从各种资料中构建理想的中国形象，中国的道德哲学要远超欧洲，莱布尼茨还塑造了康熙皇帝这个“德统天下、内圣外王”的理想中国君主的形象。
——摘编自赵风玲《西方中国形象演变的历史图景》
材料二 民国时期的旅欧游记者带着学生的心态去欧洲，对欧洲产生或多或少地狂热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等人到西欧考察，面对满目疮痍的战后景象，却仍然对西欧各国的未来持乐观的态度。30年代以后，西欧的乌托邦形象衰落，代之以苏联乌托邦形象的逐步生成。二战后，战争中旅居英国的萧乾在战后到中立国瑞士旅行，迫切希望找出瑞士和平、安定的原因。中央日报驻伦敦的特派员徐钟珮则写了《外国不是天堂》等通讯文章。
——摘编自安然《1912-1949年中国旅游游记中的欧洲形象》
(1)归纳材料一中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动因。(2)据材料二，指出民国时期中国游记中对“欧洲形象”认知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简评这一时期国人关注、记述欧洲的时代影响。
材料汉初，中央下源地方的御史只能到达各郡，而不能前往封国。汉急帝恢复那一级的监御史，其职责权限是针对“词讼，盗贼、情伪钱、狱不直、徭赋不平、吏不廉、史苛刻”等“作非当服”。监御史在郡工作的每年要定期到中央汇报，以防止监御史与郡守勾结，但实际上，监御史与郡守往往相互包庇。汉文帝时期，“遣丞相使出刺”地方，将郡、封国统一划归刺史部州。刺史不常驻部州，而是在固定的时间内到所属部州巡查，并可以监督监脚史。汉武带元封元年(前110年)，废除御史监郡制度，元封五年(前106年)，将州部由九个增至十三个，刺史也在地方上拥有了固定的办公机构。刺史下属各机构之间有相应分工，并在刺史指导下行使职能。汉武帝还明确了刺史职责范围，大体包括：抑制豪强，防止二干石(郡守级地方高官)与豪强勾结；纠劫二千石不服从中央政令的行为；监督二千石政治品德不良行为。当时刺史的职权尚不能干涉郑国的正常行政。刺史以六百石的秩别，监察“郑国六百石以上的长史”，成绩卓著者，还可以及时提拔，一时间刺史的积极性提高。
——捕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汉文帝地方监察制度调整的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汉武帝时期地方监察制度的进步之处。
材料一 茶马贸易一直从唐宋延续至近代。公元625年大唐与吐谷浑开通互市，大量的茶叶、绢帛等商品输出。以换取马匹及其他畜产品，丰足彼此，皆有便利。中原人用以交易的丝绸，对西域人来说是可有可无的生活附属品，而中原人却渴望得到代表国家军事实力的战争武器——战马。大唐王朝逐渐开始由“绢马互市”转为“茶马互市”。到了宋代更是形成了系统的茶马交易之法：以茶引作为茶叶经营的官方许可，茶马司管理相关贸易实务，茶马法确立各项贸易细则，完善的制度管理着所有的茶叶贸易。元帝国不缺马匹，茶马交易演变成以银两及土货与中原茶叶的贸易。茶马交易一直到明代又重新恢复，此时贸易实体则已经从“马”转变成中原的“茶”。清代以后，随着以马为主力的冷兵器时代谢幕，茶马交易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摘编自戎新宇《茶的国度：改变世界进程的中国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扶持下，茶叶生产逐步复苏，50年代以来先后研制成功茶叶筛分机、切茶机等茶叶精制机械，使我国茶叶生产长期依赖手工的落后局面获得改善，显著减轻了茶农的制茶劳动强度，提高了茶叶加工质量。1979年我国茶园面积达到105万公顷，产量达到27.72万吨，出口量达到10.68万吨，分别为1950年的6.2倍、4.5倍、5.7倍，为我国后来茶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摘编自陈宗懋（中国茶叶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朝以来茶马贸易的变化。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茶叶发展的原因及其重要意义。
元朝设置行中书省，行中书省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更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形成了省、路、府、州、县多级行政制度。
设置问题：根据此图并结合史纲上内容，归纳行省制的特点和影响。
材料一 从16世纪初开始，公开发售国债成为欧洲许多国家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办法。1688—1689年，随着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英格兰具备了为6年后在一片信任的氛围中创建英格兰银行所必需的条件。英格兰银行把短期公共信用业务并入一个半公营的现代货币银行体系。从1713年到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公债增长了1倍多，到“七年战争”结束时差不多又翻了一番。英国的公债从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的1.273亿英镑，到1783年增加到2.429亿英镑，几乎翻了一番。
——《经济系统与国家财政》
材料二 1927年起，国民政府滥发公债。1932年，政府应付各种内债本息2.1亿余元，每月平均偿还1700万元。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鉴于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中，政府每月财政支出仅军费一项需1800万元，不敷达1600万元，提出挪用每月内债还本付息基金以应急需。此消息引发市面恐慌，上海金融工商界纷纷致函反对。全国公债持券人会在宣言中指出：“此种举措，不啻将全国人民历年备置之财产，宣告没收，减绝人民之生计，破坏国家债信，而一方对于截留税收，冗军浮费，则坐视不敢处置，以致财政一无办法，乃不得不攘夺人民生活之源泉，以供政费暂时之挹注，此种举措徒起截税者之野心，为滥费者张目。全国国民，为国家经济立场，允当群起，誓死反对。”国民政府被迫于1月18日收回停付拟议。
——《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
材料三 1981年，中央决定发行国库券。3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发行国库券是平衡国家财政收支、调节和引导国民经济向协调方向发展的重要经济手段。1981—1987年，每年国库券实际发行量都超过计划发行额，总其发行361.76亿元，1985年起可以贴现和抵押贷款。通过发行国库券，将人民群众手中的部分购买力及其他一部分社会财力集中起来，暂时转移给了国家，增加了国家重点建设的投资。
——《中国共产党公债政策的历史考察及经验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7—18世纪英国公债规模持续扩大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归纳全国公债持券人会反对国民政府停付内债本息的理由。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中央发行国库券的作用。
材料一 汉武帝元丰二年（公元前109年），发卒数万人在瓠子（今河南濮阳附近）修治被冲毁的黄河堤坝。自此黄河回归故道之后，80年没有造成大的灾害。
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了许多渠道，如曹渠、白渠、龙首渠、六辅渠、灵积渠、成国渠等，形成了“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水利网。京畿之外的关东地区，也有许多著名的水利工程。当时，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等郡，都饮黄河水及川谷之水，汝南、九江等郡引淮水，东海郡引钜定泽，泰山郡引汶水，都穿渠溉田各万余顷。各地规模较小的水利工程，更不可悉数。
——摘自张岂之《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玄宗开元年间，以裴耀卿为相，兼江淮都转运使，对漕运系统加，在黄河与汴河交汇处设置河阴仓，与原有的太原仓、永丰仓形成枢纽，连接柏崖、集津、三门以及含嘉、龙门各仓，实行水陆并举、节级运输。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谓诸仓递进，水通则行，水阻则止，宜于陆运则陆运，便于水运则水运。改革之后，漕运能力大增，最高额达到每年运米250万石，使关中粮储充实，改善了唐朝的财政状况。
——摘自张岂之《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水利分布的概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指出汉武帝时期水利兴修和开元年间漕运改革的共同积极作用。
| A．礼乐制度文化得到重建 | B．儒学思想走向了世俗化 |
| C．纲常伦理体系日益完善 | D．国家管理能力得到提升 |
材料 张居正从政之初其实并无改革之意，但在从政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国家在发展中存在很多的弊病，在其所写的一篇奏疏《陈六事疏》中，他指出近年来国家发展与民间产生、积累了较多弊处，有颓废不振、积重难返之势，如果不加以变更，恐怕不能使天下面貌一新，统一臣民的志向。一条鞭法改革在中国赋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从唐朝两税法到清朝摊丁入地的发展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梁方仲是我国学者中对一条鞭法研究较为详尽的一位，其著《一条鞭法》是以一条鞭法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论。梁方仲将一条鞭法与两税法的主要差异归纳为：（1）将之前繁杂的赋役（包括夏税、秋粮、里甲、均瑶等）简化合并，归于田赋中随夏、秋二税统一征收，由此大大简化了税制，封建社会的徭役制度也日渐衰亡；（2）赋役合并后，赋役征收解运由人民自理改为官府雇人应役，无偿劳役基本被取消；（3）原先里甲十年一轮改为每年一轮；（4）将主要实物征收改为主要货币征收，除了部分特定地区征收粮食以供京师外，其余各种赋役征课一律折合成银两交纳。相比于两税法，此处有较大进步，因为两税法以货币计税，但征收的还是以实物为主。而一条鞭法不仅以货币计税，而且征收也是货币。有学者指出，明朝以一条鞭法为核心的赋役改革与以往的根本区别在于“赋役一概征银”。
——摘编自傅鹏源《中国古代公平税收思想演进及现代启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一条鞭法实施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一条鞭法在赋税改革史上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