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燔诗书而明法令"。残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惰而致贫者，举以为孥。
——摘编自《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二 "传送委输，必先悉行……急事不可留，乃兴徭。……田时也，不欲兴黔首"。
——摘自2002年湖南龙山县里耶出土秦简记录的秦朝条今
材料三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王安石《商鞅》
材料四 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为相十年，人多怨之……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
(1)根据材料一，概括商鞅变法的特点。材料二能否佐证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理由。
(2)根据材料三、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归纳王安石与司马光对商鞅变法的看法及原因。
材料一： 清朝在中央设立理藩院，与六部平行，主管边疆民族事务，为使管理规范化，制订并不断修订补充《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等法规，通令实施。在地方，在加强中央集权、保证政令统一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因俗而治，采用适合当地民族社会的统治体制，而不强求划一。制定笼络安抚少数民族上层的各项政策，如封爵、给俸、年班朝觐、联姻等。从治国需要出发决定对待各种宗教的方针政策。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近代以来，在国家四分五裂、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御外侮，为维护国家主权统一、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频繁迁徙，逐渐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面积广大，自然资源丰富，但与其他地区特别是发达地区相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可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步伐，实现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摘自《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
(1)根据材料一，归纳清朝巩固统一措施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回答清朝统一措施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原因，并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
(3)综上，谈谈你对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认识。
材料一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中，高度重视史料的征集和整理。经中共中央批准，1980年5月成立中央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在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领导下，负责编制党史资料 目录、组织撰写回忆录和交流党史资料 等工作。随后，各地成立了地方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领导当地党史资料 征集工作。此后，中央党史研究机构有所变化，党史资料 征集和整理工作一直是其重要职能之一。
——摘编自《中共档案文献征集》等
材料二 中央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成立后，会同有关各方征集、整理和出版了大量党史资料，如《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 丛书》，反映了党的发展历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与中共一大”“秋收起义”“淮海战役”等。各地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也积极展开工作。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在天津早期传播》《战斗在天津的共产党人》等。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等
材料三 党史资料 的征集和整理，是一项严肃的、重要的工作。毛泽东同志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习近平同志说：“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党史资料 的征集和整理，为梳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提供了有力支撑和重要依据，有利于党史的宣传、学习和教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充分吸收和利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党史资料 和新的研究成果。
——摘自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0日）》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归纳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工作所呈现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三，指出党史资料征集和整理工作的成果及重要意义。
(3)从材料二中选择一个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并以此为例，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
材料一 明嘉靖十年至二十年间，居住在太仓的魏良辅总结北曲演唱的艺术成就，吸取海盐、弋阳等腔的长处，对昆腔加以改革，总结出一系列唱曲理论，从而建立了委婉细腻、流利悠远，号称“水磨调”的昆腔歌唱体系。这时的昆腔也只是清唱，闲雅整肃、清俊温润。之后，昆山人梁辰鱼，继承魏良辅的成就，对昆腔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改革。隆庆末年，他编写了第一部昆腔传奇《浣纱记》。这部传奇的上演，扩大了昆腔的影响，文人学士，争用昆腔创作传奇，习昆腔者日益增多。于是，昆腔遂与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并称为明代四大声腔。万历末，昆腔传入北京，成为全国性剧种，称为“官腔”。清初，昆曲的名称产生了。
材料二 昆剧的表演，是一种歌、舞、介、白各种表演手段相互配合的综合艺术。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形成了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昆曲的角色行当也划分得十分细致：老生分外、末、副末；小生分官生、巾生、雉尾生、鞋皮生等；旦角分正旦、刺杀旦、五旦、六旦、老旦等；净丑分大面、白面、二面、小面等。各个行当都在表演上形成自己的一套程式和技巧，这些程式化的动作语言在刻画人物性格、表达人物心理状态、渲染戏剧性和增强感染力方面，形成了昆曲完整而独特的表演体系。昆剧的音乐伴奏也颇为齐全，管乐有：笛、箫、唢呐等，弦乐有：琵琶、三弦、月琴等，打击乐有：鼓板、大锣、小锣、铴锣、云锣、小钹、堂鼓等。昆剧的音乐使用曲牌体结构。即：由许多独立的曲调（曲牌）按照戏剧需要连缀而成。昆曲的音乐、表演技巧对现代全国大部分声腔剧种都有深刻的影响。京剧的各类角色的性格唱法，也是在昆曲奠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外，京剧、川剧、婺剧、桂剧、湘剧、祁剧、赣剧等剧种中仍然保留着昆曲的部分剧目、声腔和曲牌。
(1)依据材料一归纳昆曲的发展历程，结合所学指出梁辰鱼在昆腔改良和革新过程中的主要贡献。
(2)结合材料二概括昆曲独特的文化价值。关于昆曲的传承，有二种观点可供选择①是坚持原汁原味地继承②是与时俱进，大胆创新；请你选择其中一种观点加以阐述理由。
材料一 元代商税税率较轻，至元七年（1270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宋元时期，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仅《宋史》一书，“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也出现不少“通商贾”“通商惠工”“力墙通商”的记载。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虽然抑商仍未消失，但通商“日益复兴”，通商已深度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材料二 “抑末”是明代的一项宏观的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主要是平衡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驱使游惰之民归于南亩，保证有足够多的人手从事农业生产，维护传统社会的稳定。而国家理性地对待商业，实行“通商”，则主要是为了足边、裕国、便民，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色彩。在制度层面，商人已享有和庶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地位和权利，解除了束缚商人近两千年的枉格。不过，也应注意到……文化观念的发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抑商观念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制度与行为也会有不相一致之处，抑商行为当然也不可能立即消失。明万历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元时期“通商‘日益复兴’”的理由。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代“通商”政策的特点。
（3）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宋、元、明三代的“通商”政策。
材料 近代中国的维新思想，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清王朝专制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产生发展起来的。由于中国之前的闭关政策，中国成了隔绝世界的孤岛，戊戌变法可以说是闭关以后，中国文化突然落伍，受刺激的优秀民族必然奋起的抗争。另外，坚船炮利政策之失败，列强之集中环攻等，一些有远见的中国人就想来一番彻底的改革和维新。维新运动的代表首推康有为。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理论手法是仿洋改制，即提倡仿效外国变法，通过论述外国变法改制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的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指导。此外，康有为还运用了托古改制，这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同时也吸引了一批要求革新的知识分子，成为他宣传变法的得力助手和推进维新的骨干分子。康有为本想利用托古改制减少变法阻力，提高自己的成望，吸引广大士大夫。但却事与愿违，他的托古改制理论不仅不能为多数士大夫知识分子所接受，反而招致士大夫阶层群起而攻之。
——摘编自江银曼《论戊戌维新的政治思想》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维新思潮出现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雍正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内廷秘书机构军机处，其最重要的职掌，是将皇帝口谕拟写为文字“上谕”下发。……在拟旨过程中，军机处完全秉承皇帝旨意，处于皇帝的严密监控下，不能另立意见与皇帝相抗。故清人有言“军机处虽为政府，其权属于君”，它事实上成为清朝君主集权的得力工具。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四十三）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四十四）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四十五）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及发布命令之时，须副署之。……《临时约法》在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三者关系中赋予参议院广泛的权力，国务员有实际的责任，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却受到限制。
——摘编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李新《中华民国史》
材料三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机床边、矿井下、田野里的工人和农民的代表；来自课堂、实验室、医院、研究机构、文化部门的知识分子代表；来自军营和边防的解放军代表；来自内蒙古草原、西藏高原、天山脚下和西南边陲的蒙、藏、维、壮、苗等少数民族代表；共产党员、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大会的任务是制订宪法和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人。
——摘编自林蕴晖《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
(1)根据材料一，指出军机处的职责和实质。
(2)根据材料二，指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的制度，并分析其目的。
(3)根据材料三，概括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特点和任务。
(4)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我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发展趋势。
材料一 秦朝正式确立了宰相制度，丞相地位高，权力大。汉武帝时，鉴于宰相职权过重，就开始重用内朝近臣，到东汉时，在宫中主管收发文书的尚书，开始掌管机要，侵夺外朝相权。曹魏时，尚书台脱离少府，将办事机构迁到宫外，成为独立的中央政务机构。唐高祖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为宰相机构，且三省分工明确。宋朝前期实行二府三司制，各自独立、互不统属，均直接对皇帝负责。元朝以中书省为政务中枢，置4个宰相官职：中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明朝罢中书省，废宰相，设内阁，因明朝宦官专权，内阁权力受到牵制。雍正时，设军机处，军机大臣多由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四品以上的官员担任，成为辅助皇帝的主要机构。
——摘编自李荣华《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及其实质分析》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政党政治蓬勃兴起的景象。但民初的政党，不仅不能改变革命后混乱的社会状况，反而使政局变得更加纷乱。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当时的中国仍停留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清末民初的政党也不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成熟的产物。以袁世凯为首的官僚军阀集团操纵着中央政权，地方上的州县多为兵政兼行政，且都掌握在地方豪强手中，他们当然不可能去推进资产阶级的政党统治。政党之间，党争多于联合，个人恩怨超越党见，党派倾轧，内阁的频繁更迭，使民众产生了厌烦心理，从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绝大部分党员对于政党政治的知识性认识往往只是一鳞半爪，只知一些名词而不明其真正含义。
——摘编自李爱峰苏全有《发轫、争斗与失败：中国近代政党历程的反思》
材料三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模式的建立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在民主建设方面建立了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健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划清党组织与政府的职权范围，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伴随经济改革的深化，中央逐步向地方下放了一系列权力；精简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我国在大力拓展基层民主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加强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制建设。
——摘编自何苑《试析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与历史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近代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成就及历史经验。
材料 曾经左右中国政治四五百年的士族势力，至唐代“安史之乱”及唐末农民大起义的扫荡以后，终于走上了末路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巩固皇权，恰恰需要的是扩大统治基础，既要防止武人擅权，也不允许再有世家大族操纵朝政的局面出现。加之，他深深懂得“宰相须用读书人”的道理。因此，对唐以来带有严重察举制残余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历经太宗、真宗两朝以后，北宋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完成。对此，欧阳修大加称赞，他说：“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各糊名、誊录而考之"吏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
——摘编自何忠礼《贫富无定势：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科举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代科举改革的特点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一 汉武帝时，在关中推广冬麦，以黍稷为主的生产结构发生某些变化。此外，随着中外农业文化的交流，黄瓜、大蒜、胡萎、苜蓿、石榴、葡萄、胡桃等域外经济作物“植之秦中，渐及东土”。柑橘、荔枝、龙眼、甘蕉、枇杷、橙、槟榔、橄榄等南方果木，经过在皇家苑圃中的转植试验和驯化，也在关中安家落户。关中成为全国富庶的首善之地，同时也成为全国最主要的农业区之一。
——摘编自王双怀（关于秦汉农业的若干问题》
材料二 明朝万历21年（1593年）福建长乐县商人陈振龙在菲律宾获得甘薯种之后，将其带回家乡试种，并在福建巡抚金学曾的主持下，在福建省内推广种植；清乾隆14年（1749年）陈振龙后代陈世元将甘薯引种山东，使得甘薯在山东乃至整个北方大面积推广，并逐步推广至全国。清世祖玄烨将在丰泽园长出的粒大饱满、品质上乘的稻株命名为“御稻”，并在承德避暑山庄种植成功后，又在江苏苏州等地种植，以后又推广到皖、渐及苏北等地。
——摘编自陈培彬（我国古代农业推广的特点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武帝时关中地区农业发展的表现，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时农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钢外来物种推广的特点并分析外来物种的历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