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摘自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 文化和文学的重心下移，跟教育的普及有关……农村下层民众的孩子，学习基础普及的文化知识，主要靠的是分布于乡里村落的乡先生。有些科举落第者回归乡里，参与着不少村学、家塾，这些民间私学分布的时间、空间及其教学层次和灵活度，显然不是官办的州县学校以及书院所能比拟的。现在说到启蒙教育的课本，都会说“三、百、千”，也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字文》是最早的，南朝时候就有了。《百家姓》是北宋前期在江浙一带的吴越旧地出现的。《三字经》则出现更晚，一般认为是南宋后期王应麟编的，明代以后又有改动。这样的民间教育，启蒙式教学，渗透到平民阶层，奠定了中国文化近千年来广大而深厚的基础。
——摘编自邓小南《忧患与繁荣：宋代历史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分析汉初兴七十余年的原因。并举例说明西汉统治者如何应对富者“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的现象。(2)根据材料二、指出宋代基层教育的普及方式。结合所学，简要分析宋代文化下移的背景。
材料一到了明代，随着政府强制性植棉种桑政策的推行，江南地区植棉业日益发展，形成了以松江府、太仓州为中心，兼及苏州府、嘉兴府部分县镇的棉花种植区。这些植棉区域的种植本身即为目的性明确的商品性生产，出现了“沙土高仰，粒来不产，仰食外郡……仅种木棉一色，以棉织布，以布易银，以银籴米，以来充兑（粗税）”的新经济现象。江南地区沿河网密集分布的棉花交易中心，在明清商品市场，尤其是棉花市场网络中起着基本网络的作用。江南地区的棉花贸易已大大超出了江南地区区域性市场的限制，而是走向全国。“以百里之所子。常供数省之用”，形成了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全国性市场。
——摘编自张海英《明清江南地区棉花市场分析》
材料二明清时期棉花在湖北各地都有生产，汉阳、孝感都是著名的棉布产地。汉口市场中棉花并非大宗商品，但在清末，汉口逐渐成长为中国内地最大的棉花集散市场和消费市场。汉口得江汉水系之利，又是铁路干线连接点。鸦片战争后列强向中国大肆倾销洋纱，以弥朴棉纺织品的销售在中国不理想的局面。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创办湖北织布局后，为降低成本，决定改良湖北棉花品种，引进纤维长、产量高的美洲棉种。棉花种植户的收益相对较高，也自愿扩大植棉面积，有的农民购买洋纱作为经线，用棉花纺的土纱作为纬线，这种“洋经土纬”的土布很耐用，也深受农民喜欢，因而有的农村出现了专门加工棉花的职业，到19世纪末，汉口棉花交易仅次于上海，是中国第二大棉花市场。
——摘编自黄继东《清末民初汉口棉花市场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江南地区棉纺织业繁荣的原因，并说明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汉口棉花市场形成的背景并分析其作用。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作为“上帝的使者”兼“文化大使”的耶稣会士，直接在中西双方架设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就来华的耶稣会士而言，当他们面对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国家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相对较强大的东方大国，而明智地认识到，唯有遵循“恪守中国的法度”礼俗，方能有在华立足安身的机遇。大量西书的传入，使得明末清初出现译书热潮，这些译著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吸纳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输入欧洲，儒家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对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影响极为深刻。入清以后，清帝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维护“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和“天朝上国”的地位，清廷竭力推崇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西学中源”观念。1837年后，为清廷效力的传教士遂告绝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遂归于漫长的沉寂。
—摘编自马骏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曾经派遣使团来到中国，以期达到通商的目的，而乾隆皇帝却拒绝了这一使团有关开商埠减课税的要求，理由是天朝物产丰盛，没有与他国通商的需要。回顾两者的社会背景，英国此时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然留在封建社会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的过程中，都在觐见皇帝之时发生冲突，即三跪九叩之礼。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廷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开始了解、接受西方文化，更全面地关注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等。这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
—摘编自赵君尧《鸦片战争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之际西学传入对中国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对西方文化态度的转变及原因。
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曾出现过中国民族史撰述高潮，其中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各自撰写的《中国民族史》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这些著作大都以汉族同化、融合其他民族不断壮大为线索考察中国民族的发展历程，并认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前途为各民族趋于汉化一途。1939年，顾颉刚有感于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分裂中国的阴谋，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提出“五大民族”一词是中国人作茧自缚，授人以分裂的口实，应该正名，“中华民族是一个”，边疆与内地为一体。
——摘编自赵梅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中国民族史撰述》
材料二 费孝通不赞同顾颉刚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华民族既是一体，又是多元，一体与多元原是辩证统一的概念。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施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费孝通参与并领导了这一工作，从中他“深切体会到民族是一个……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他于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构建了有关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多元一体”理论。
——摘编自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
材料三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引发了中国民族史的撰述热潮，诸多撰述纷纷以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为主线考察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华民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摘编自赵梅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中国民族史撰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出现民族史撰述高潮的历史背景，并运用中国古代史知识，说明王桐龄、吕思勉等著述观点的局限。(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形成的原因及意义。
材料一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兴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来自救育机构，学术团体和大专院校的倡导者们，在定县，邹平、新都等地创建试验区，成立乡村小学，平民学校、夜校；改良农业，提倡副业；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设立乡村医院、卫生所等。不少乡建工作者与农民同生活，共劳动，尽量使自己“农民化”。然而，十年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进一步加深。
——摘编自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
材料二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经过经济体制改革减贫政策阶段、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政策阶段、扶贫攻坚政策阶段的努力，中国农村反贫困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的绝对贫困状况得到了很大缓解。
——摘编自吕书奇《中国农村扶贫政策及成效研究》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简要评价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达上海，提出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李大钊和陈独秀相商，认为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酝酿和准备，成立全国性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举行，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通史》
材料二 1930年，中共中央基于革命发展形势和建立全国各苏区统一的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需要，决定当年在上海召开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为“一苏大会”）。由于反“围剿”等原因，“一苏大会”被推迟；直到1931年11月7日才在瑞金召开，会议通过了《宪法大纲》《土地法令》等法律文件。选举产生了毛泽东等63人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摘编自陈安、谢晨《党领导国家制度建设的伟大预演》
材料三 遵义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摘编自《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材料四 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全会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所面临的国内外基本矛盾，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所应采取的基本政策。
——摘编自《中国近代史通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条件。(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阐述两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
(4)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材料一近代的大学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不是在摧毁中世纪大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中世纪大学的一系列制度在近代大学以至整个高等教育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中世纪大学的学院体制、学位制度，都成为近代大学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中世纪大学的一些实质性的要素仍继续作为近代大学的重要精神财富，并得到发扬光火。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基本上与传统的高等教育没有直接的联系。无论是洋务学堂，还是大学堂，都未与原有的太学、国子监、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发生实质性的关系。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到近代初期似乎发生了中断，而以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为标志，这个过程仿佛突然改变了原有的前进方向，并且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向前伸展。
——摘编自张斌贤《中外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机制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1949年，我国仅有高等学校205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0.26％，全部在校生不足12万人，其中工科在校生只有3万人。1952年，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到1957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29所，其中，综合大学17所，工业院校44所，师范院校58所，基本改变了旧中国高等教育文重工轻、师范缺乏的状况。
1977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发布，高考制度恢复。然而，直到1998年，我国大学生在校人数只有78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9.8％，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高校扩招是民心所向，势在必须。到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15％，正式进入大众化阶段。
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发布，吹响了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力度最大的一轮高考改革号角。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7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发布。《总体方案》和《实施办法》的发布将推动我国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摘编自《扎根中国大地奋进强国征程》（《中国教育报》2019年9月22 日）
(1)据材料一指出，与欧美相比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怎样的显著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教育兴起的历史背景。
(2)据材料二，概述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结合所学，分析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在地方管理方面，（北宋）初设诸路转运使监管地方财政，兼及行政监察，号为“监司”。但以后又增设多种名目的路级监司：提点刑狱司主管司法，提举常平司主管仓储，安抚使司主管军事、治安，合称“四监司”。他们互不统属，路之辖境划分不尽相同，或虽相同而治所未必一地。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大明政权建立之初，地方上承袭了元代的行中书省制度。明初承袭了元代行省权大且集中的基本特点，“举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朱元璋认为这无疑会对其新王朝构成潜在的威胁,便把元代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即以承宣布政使司管理地方政务，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司法狱政，都指挥使司掌地方军权。但其不可克服的缺陷也日益凸显:地方最高权力向三司分流,从而使地方明显缺乏自己的政治“中枢”，严重影响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力，并且过于分权与钳制也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督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监察官的面目出现，并在实际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迅速成为地方政权的最高中枢,弥补了这一“真空”，并凌驾于“三司”之上，总领一省、数省的军政、民政,从而日益走向封疆大吏。
——搞编自史云贵《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北宋加强地方治理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明代实行督抚制的原因。
材料一 西学书籍规模化与市场化流通，意味着19世纪80年代的天津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西书阅读人群。对天津的洋务人士而言，西学与时务书籍为其常备之书。一个对算学和西学充满兴趣的小型知识群体多为功名在身的士人。民间书肆的西书发售与西书阅读市场相互作用，表明西学在天津士大夫阶层和民间社会广为扩散与渗透。当时天津的西书流通与阅读不仅象征着当地士人读书风气的变动，也可视为晚清沿海都市知识变迁的一个缩影。
——摘编自田涛《洋务时期天津的西书流通》
材料二 维新前后，西学书籍广为发行的背景下，不少士人能够博览群书，结合中西学术源流和思想谱系，进行“跨文化对话”。各种西书通过亲友之间的赠阅和邮递，在地方社会形成新的阅读圈层，促进“阅读共同体”的空间成长。新学吸引开明官绅的阅读目光，突破帝制时代原有的封闭阅读系统。在新旧冲突加剧的过渡社会，士人通过对西书的集体选择和整体阐释，形成了更为庞大的“阅读共同体”，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变革的步伐。
——摘编自蒋建国《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与意义之网——以日记史料为中心》
(1)根据材料一概括洋务时期天津的西书阅读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维新前后士人西书阅读出现变化的原因并予以评价。
材料一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仁”最扼要的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达到“仁”的途径是“克己复礼”，即通过对自己的控制和约来以提高道德水平，从而符合“礼”的要求。孔子将“仁”看做道德的最高准期，他希塑统治者“为政以德”，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以身作则，通过速德感化改善政治，而不是一味使用暴力和刑罚。孔子对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的变革、动荡形势感到不满，期望恢复西周的礼乐政治。
——摘编自张机《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确切的讲应该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涉及天文、历法、物理等应用科学技术。张骞通西域、《马可·波罗游记》的传播等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先后进入中国，他们学习中国文化，采取适合中国习俗的传教方式；他们相当一部分人精通天文历法、炮术等知识，而这又是崇祯、康熙等皇帝所赏识并需要的。与此同时，徐光启、李之藻等知识分子不仅推动西学的广泛传播，而且翻译了大量的西学典籍。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西学东渐还不足以唤醒沉睡的中国，但它代表中西两种文化已开始了碰撞。
——摘编自徐先知《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成因浅析》
材料三
| 时间 | 事件 | 主要内容 |
| 19世纪60-90年代 | 洋务运动 | 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新式学校，建新式海军 |
| 19世纪90年代 | 戊戌维新运动 | 光绪皇帝在单新派支持下推行“百日维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除旧布新 |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产生的原因。
(3)概括上表中所列历史事件反映的共同主题。请任选一个事件说明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