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西欧中世纪，教士和修道士的布道是一种重要的对民众直接进行神学指导的方式，是指教士以传道人的身份所进行的道德说教。中世纪的布道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关注话题、神学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教俗人士的评论等。13世纪出现了极为普遍的所谓“针对性布道”，将听众分为“妇女”“教士“和“市民”等等，布道时耍兼顾听众的兴趣及时调整内容。通过戏剧来灌输信仰也是对民众进行基督教化的一种重要路径。戏剧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对《圣经》中的多种阐释进行了解和认识的方法和途径，还有以说教为目的，强调人对神的依赖以及个人与社会责任的道德剧、神秘剧等戏剧。此外，基督教会还利用寓意故事来进行基督教化的伦理道德说教。这些教化方式使得道德教化在民众中的传播更为广泛和普及，其过程也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渗透性，这些活动促进了基督教伦理道德体系的建构。

——摘编自邹丽霞《<罗马人传奇>与中世纪后期拉丁西方的道德教化》

材料二   宋代，社会风俗的教化与规范呈现出新的面貌。如宋真宗率百官亲赴曲阜孔庙祭莫，亲撰《崇儒术论》，救编《九经疏义》领行学校，作“劝学诗”明谕天下读书人。《宋史·职官志》中记述：地方官员具有“宣布条教”“旌别孝悌”“举行祀典“宣风化”等职能。在重建学校教化传播通道方面，庆历四年范仲淹推行“新政”时邀请教育家胡瑗赴京师执掌太学，将长达30年的苏湖私学教化经验引进太学。此外，乡约、家训等也在民间的社会教化中发挥重要的功能。如北宋学者吕大钩创立的《吕氏乡约》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这其中“德业相劝”和“过失相规”着重于个人道德修养方面，而“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则侧重于个人道德的放大所造成的社会效应。陆游《放翁家训》也要求子孙秉承祖上清廉的家风，淡海名利、功利，教训子孙戒懒惰，与人为善，平等待人，同时祝福子孙要尽忠报国、廉洁为官、重视节操、不贫图富贵。

——摘编自张雪红《试论宋代社会教化的新特征》等

材料   自黄海海战后，日军……之取旅顺，舰队亦有力焉。北洋舰队则匿于军港，不敢再出，朝旨调南洋兵舰三只共守渤海，初英国以为战争妨碍其商业，请于日本划上海及其附近为局外之地，日本许之。李鸿章欲调南洋舰队北上，但南方大臣因故反对。李鸿章乃饬丁汝昌严守渤海，余舰匿于威海卫。1895年1月，日本决定攻取威海卫，兵舰炮击登州……炮击泊于港内刘公岛之华舰，舰队助之，北洋军舰遂困守于绝地。清廷余船不堪再战，水兵不听指挥，外员劝丁汝昌出降。1月16日，海军出降，丁自杀。……（中国）而反败于蕞尔小国，其老大衰弱，及政治上、社会上所有之弱点，暴露于世，列强因而乘机争夺权利，中国几至不国，固订约通商以来，外交上未有之变局也。

——摘编自陈恭禄《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均田制的破坏导致租庸调制无法实行，政府税收难获保证，而诸多藩镇不纳贡赋，对藩镇用兵又耗费巨大，更是加重了财政负担，遂使唐朝的财政陷于严重危机。整顿财政，改革税收制度，成为唐朝的当务之急。唐朝全面的赋税制度改革，是在德宗时实行的。针对土地兼并严重，佃户、客户、逃户、隐户众多的现状，宰相杨炎制定两税法。两税法的基本精神为：无论是原住户还是外来的客居户，一律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赋税征收不再以人丁为主要依据，而以土地财产为主要依据。

——摘编自王家范、张耕华等《大学中国史》

材料二   家庭承包经营显现出相应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小规模的家庭分散经营难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二是小块田地分散经营……不利于农业科技水平提高；三是农地产权确权不明，缺乏土地相关处理权益；四是分散的小农经营无法克服农业生产的盲目性，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交易成本和农业生产经营的不稳定性，难以适应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基于以上问题，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农业经营体系的完善与发展。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从2006年1月1日起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在中国存续两千余年的农业税被彻底废除。

——摘编自顾海英、王常伟《从耕者有其田到乡村振兴——中国特色“三农”道路的探索与发展》

材料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共两党基于自身立场，均颁行了自己的劳工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如1932年国民党政府颁布经过修正的《工厂法》和1931年及1933年共产党颁布的《劳动法》，其部分信息见下表。

——摘编自衡芳珍《二十世纪30年代国共两党的工厂法》

材料一   1945年8月14日，在美国支持下，蒋介石派代表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共同对日作战，互相支援，不得单独与日本停战媾和；对日作战终止后两国共同采取措施，以防止日本再事侵略。蒋介石则同意外蒙古独立；中国长春铁路由两国“共同所有，共同经营”；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联人担任；旅顺口海军基地由两国共同使用。

——摘编自王绳祖《国际关系史》

材料二   东北问题成为中苏同盟关系中最难处理的问题。 中方要求，苏联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并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斯大林来讲，东北问题的退让，涉及苏联在远东核心利益的重大损失。经过反复研究和修改，……最后，斯大林还是决定作出让步。双方于1950年2月14日签定的条约，有效期30年……在经济方面，双方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摘编自唐传星《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始末》

材料三   1979年4月3日中国政府照会苏联政府，明确表示不再续约，从法律上结束了不正常的中苏同盟关系，开始了中苏关系缓和并逐渐正常化。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关系随着中俄边界问题的逐步解决而不断深化，成了“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目前两国关系已经达到历史最好时期。2019年6月5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共同签署了两份声明，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堪称当今世界大国、邻国和谐共处的典范。

——摘编自刘显忠《中俄建交70年的历史回顾及今后交往中应注意的问题》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材料   改革开放前，我国造船产量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微不足道。1977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从1978年开始，我国大量购买世界知名船用设备制造技术，引进了国外先进船型设计技术、造船的规范文件和国际标准，修订了大量国家、行业标准，使之向国际标准靠拢。这些措施大幅提高了我国造船设计能力和水平，涌现出了“中国江南型”6.5万吨散货船等世界品牌船型。

1980年5月，在党中央的关心和支持下，大连造船厂与香港联成轮船有限公司签订了2.7万吨“长城”号散货船建造合同，这是中国造船厂按照国际规范自主研发设计为境外建造的第一条远洋船。1982年国务院将主管船舶行业的第六机械工业部改组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实行总公司、分公司和基层企业三级管理体制。船舶总公司成立后，不断扩大经营自主权，转换经营机制，开始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迈进。1995年，我国进入建造、坞修30万吨级超大型船舶国家的行列，造船年产量达到175万载重吨，首次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日本、韩国的世界第三造船国家。1999年，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改组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建立起政企分开、产研结合、促进竞争的新体制。2000年，全国造船产量达到了250万载重吨，彻底巩固了世界造船大国的地位。

——根据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材料整理

材料一 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史学是学习西方史学后建立的，缺乏从自己的历史出发建立的理论，因此现在的世界史只是一种准世界史。

——摘自马克垚《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2006年)

材料二下表《全球史评论》刊载论文统计表(单位：篇)

——统计摘编自《全球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