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朝建立六十多年以来，标榜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合时宜。武帝即位诏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新阳而疏阴”，所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均出自天意，不可变更。其思想深得汉武帝赏识。孔子修订的《诗》《书》《礼》《易》《春秋》被统治者尊为“五经”，被定为“法典”，传经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从此儒学成为汉代文化思想的主流。
——摘编自王新婷、金鸣娟、姚晚霞编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物”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指一切事物,凡天地之间,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圣人只说“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静若动,凡居处饮食言语,无不是事。”他说:“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而物之所在莫不有理,且如草木禽兽,虽是至微至贱,亦皆有理。”
——摘编自刘畅《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三 王守仁把“心”上升到“与物无对”的唯一“主宰”地位,“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声称“理”“物”只是“心”所本有,有是心才有是理,“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良知即是天理”,“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为学者,异端之学矣”。王守仁讲:“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他认为,“良知”是知行的本体,知行是复那本体的“功夫”。
——摘编自周立升《良知的实现从本体视角评王守仁的“良知”论》
材料四 有学者总结出“需要一竞争—选择”这么一条发展脉络：社会首先提出理论需要，社会各阶层根据这一需要作出反应，由于各阶层利益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理论认识，而各种理论认识通过社会满意程度来反馈，从而实现理论的选择。但我们认为，如果再考虑到历史机遇问题，即“需要一竞争一机遇一选择”，或许会更全面一些。偶然的机遇决定了当时的社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很快发展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
——摘编自张洪波、葛善泽《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迅速传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时儒学呈现出的新特征。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宋明理学对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
(3)根据材料二、三,指出朱熹与王守仁思想的共同点,并指出他们明“理”的不同途径。
(4)根据材料一、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儒学相比，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思想的独特“机遇”。
材料一 1935年底，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日本帝国主义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中共积极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材料二 1947年10月，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必须迅速建立和壮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此，必须进行土地改革以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使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逐步打消了对蒋介石集团的幻想；通过各种形式开展争取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的工作；在政治上号召“组成民主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以上摘编自丁俊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第一卷》（1919﹣1949）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背景及过程(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比，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变化
(3)根据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共统一战线的认识。
材料一 致远药弹尽，适与倭船吉野值。管带邓世昌……谓倭规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成事),遂鼓快车，向吉野冲突。吉野即驶避，而致远中其鱼雷，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世昌死之，船众尽殉。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1897年)(此书多参考当时的公文、电报、私人信函等)
材料二 (致远舰)被1枚重炮弹……命中了水线。总之不管怎样，它开始严重倾斜，显然是受到了重创。该舰的管带……下定决心与敌人同归于尽，于是向一艘敌人最大的军舰冲锋， 准备实行撞击。一阵重炮和机关炮弹的弹幕扫过他的军舰，倾斜更加严重了，就在即将撞上敌舰之际，他的船倾覆了。军舰从舰首开始下沉……所有舰员与舰同沉。
——镇远舰美籍雇员马吉芬的回忆(《世纪杂志》,1895年)
材料三 致远舰水下考古……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力合作，汇集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在丹东市政府的支持下，联合海洋勘测、潜水打捞等行业的技术力量，于2016年秋圆满完成致远舰考古调查任务。此次调查，也对致远舰的破损情况有了较准确的掌握，整体保存一般，钢板、锅炉零件因爆炸而抛离原来位置，火烧情况严重。考古发现外壳板保存完好……近艏部处发现保存完好的鱼雷引信、一些完好的弹药，均说明并未发生被鱼雷直接击沉或鱼雷舱中炮发生殉爆。致远舰……处于北洋舰队左翼最外围的位置，也是最容易成为日军集火攻击的对象……中炮进水后……一直坚持在战场上(考古揭示出大面积的火烧痕迹)。
——《致远舰水下考古调查报告》(2023年)
(1)分析指出材料一、二的史料价值。(2)结合材料三，说明你所能确认的历史史实。
材料一 韩非“以法治国”思想之首要内容在于“立法”，在于“明法”。韩非认为所谓“立法”，一是否定“仁义”“德治”，强调仁孝伦理与法治原则是不能两存的，儒家道德有害于法治。二是要尊尚法制而不能尊尚贤人，即“舍法任智则危。故日:‘上法而不上贤””。三是需要稳定，立法不可朝令夕改，即“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四是所立之法必须具有可行性，否则将会是空话，“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其法易为，故令行”。立法之后，便是明法。所谓“明法”，就是将设立的成文法令公布于天下。韩非认为，即使君主拥有才能智慧也不能随意地驱使人臣，背离法度进行治理；臣子有贤能之举也不能在取得功劳之前获得赏赐；臣子忠于信义也不能不受法令的约束，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令之上。
——摘编自雒晓辉《韩非的“立法”“明法”与“任法”“执法”》
材料二 17世纪后半叶，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了系统的法治思想。洛克认为立法权是指享有权力来指导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以保证这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利。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国家形态的确立来自立法权的规定，其他国家机关都应视为立法机关的授权机关，在必要的情况下，立法机关可以收回其授权或者对其他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同时，洛克指出，立法权属于人民，国家行使立法权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福利和自由，如果国家行使权力违背了这一目的，人民有权收回其所赋予国家的权力；洛克认为立法机关并非经常有工作可做的，因此没有必要一直存在，如果其一直存在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使他们自己位于所制定的法律之上，侵害人民的权利。因此，立法机关在制定完相应法律之后，应该重新分散，使他们自己也受所制定法律的约束，这样就能使他们在制定法律时更加注意为公众谋取福利。
——摘编自尹建军《试论洛克立法思想》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韩非“以法治国”思想与洛克法治思想的相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洛克法治思想产生的背景。
材料一北宋统一中原后。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交通运输工具和条件改善的基础上，商品经济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农村地区草市的勃兴，地区间贩运贸易的活跃，海外贸易的兴盛以及货币关系的空前发展，使宋代成为继秦汉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开始过分追求精神方面的享受，从而导致社会风气出现变化，人们不论家庭条件好坏，均追求奢侈、铺张的生活，极尽享乐之能事。
——摘编自王丽丽《宋代社会的奢靡之风》
材料二马克思说过，“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又反过来影响生产的发展”，宋代中下属居民消费意识的增强，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消费发展，扩大了社会需求，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当时，在消费需求的带动下，饮食业发达，新的服务随之产生和发展起来，如租赁业、即店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大众文学发展，繁荣了文化市场。城市里的瓦子、勾栏是大众艺术的场所，平民百姓在这里尽兴发挥自己的艺术细胞。又欣赏自己阶层的艺术。
——摘编自陆爱勇《宋代城镇居民的消费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消费观念的变化，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宋代消费观念变化的影响，
方法与认识：建构历史辩证思维的科学理论体系要求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揭示客观事物整体的规律性、本质性和发展趋势，再现客观事物的发展历史进程。
材料 下边所示为电视剧《康熙王朝》主题曲《再活五百年》歌词的节选
沿着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放马爱的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面对冰刀血剑风雨多情的陪伴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做人一地肝胆做人何惧艰险豪情不变年复一年
做人有苦有甜善恶分开两边都为梦中的明天
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
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
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1)举出康熙帝统治时期，“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举措三例。
(2)作为历史剧的主题曲，词作者在歌词中透显出了怎样的史观？该史观以哪类人群为治史的重心？
(3)如果康熙帝再活五百年，他是否还能在“风口浪尖中紧握住日月旋转”？为什么？
材料一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粮食生产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①第一阶段为1950～1978年。194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只有1.132亿吨，29年间年均递增3.5%。……②第二阶段为1979～1984年。198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4.073亿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粮食增长最快的时期。……③第三阶段为1985年到今。199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4.666亿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粮食问题》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总产量曲线图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79～1984年间“粮食增长最快”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根据材料二，概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粮食生产的发展趋势，并简要分析其原因。
(3)你认为当前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材料一周朝设立了“三老五更”制度，“三老五更”各一人，都是知识渊博、德高望重的老者。《管子·入国》记载，家中有七十以上的老人者，国家除了免费供应酒肉，还可根据老人年龄的不同，免除其一子、二子以至全家的赋役。汉代还从精神层面实行优待老人的各项措施，比如赐老人荣誉性的爵位或官衔，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养老院”，唐代很关注精神养老，即“色养”，简单来说就是赡养老人要和颜悦色，关注到老年人的心理需要，如给老人脸色看，即视为不孝，甚至会受到惩戒。如何惩戒不孝之人也是历代养老制度和措施中的重要一环。宋代将南北朝的“养老院”制度进一步发扬光大，明清时期，人口数量大增，官办养老院无论是从资金，还是从人力上都已经力不从心，所以民办养老机构迅速发展。
——摘编自孙津华《中国古代养老制度及启示》
材料二晚清民初，人们开始重新考量带有封建色彩的养老观，“非孝”思潮盛行，但这种思潮只是批判具有封建色彩的不合理之处。当时的政党均大力提倡“尽孝”，并将该概念提高到“尽忠”层面，作为团结民众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武器。如孙中山先生所言“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这一时期，对传统文化中的尊老、敬老实践开始从传统的道德义务向制度义务转变，救养主体从家庭和宗族向社会力量转移，1928年，上海市颁布了《职工退职待遇斩行办法》，规定工人年满50岁，公务人员年满60岁退休时，由雇主发给养老费，按劳动时间的长短计算。
——摘自朱海龙、欧阳盼《中国人养老观念的转变与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养老制度体现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国时期养老制度变化的原因，并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明代的屯田做得相当突出，到正德五年（1510年）时，云南屯田的产量在全部供应当地的军队开支之后，还有较多的富余。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民生基础，明代才开始采取“改土归流”的政策，把奴隶制下的少数民族从土司王的野蛮盘剥中解放出来，开了清代雍正年间全面“改土归流”之先河。明、清两代，云南地区的物产在官员的大力推动下，得以大量行销内地和国外，为当地人赚取了他们的第一桶金。鄂尔泰在云南设立茶叶局，使普洱茶享誉中外，并走进更多的百姓家中。
——摘编自方铁等《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
材料二 全面抗战爆发后，各类机构、军队、难民大量涌入云南，粮食和物资需求骤增，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云南边疆的开发与建设，出台各种政策与法规、编制方案、组建机构、设立垦区等，为边疆社会的综合发展提供了强势动力。与此同时，云南的金融财政一直相对独立，与中央政府关联性较小。但在抗战期间，在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利益博弈与均衡过程中，边疆经济逐步融入国家体系中，通过种种战时举措，国民政府在云南采取了涸泽而渔的政策，几乎动摇了云南刚刚建立起来的经济建设基础。
——摘编自周玲《云南地方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政府云南实施“改土归流”的条件及实质。
(2)根据材料二，指出云南抗战时期经济建设基础“几乎动摇”的因素。
(3)根据材料一、二，归纳明清时期与全面抗战时期云南开发的共同之处。
材料一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一文，以达尔文、斯宾塞的学说阐述国家盛衰治乱之理。文中以“群”对应英语中的society，并首揭“群学”一语。此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逐渐萌生“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维新思想，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群与学、群与强、群与治、群与变、群与会的关系，认为“合群”是传播新知、开启民智、实现自强的有效手段。作为联结同志，开通风气的一种有效方式，组织学会自然是“合群”的题中之意。 因此，学会便作为康、梁等人“合群立国”的主要举措之一，应运而生。
——摘编自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
材料二1900年以后，绅士在城里办商会、学校，建立各种组织，结社非常普遍，“社会”极为普遍地成为其总称。从 1902年起，报刊中“社会”的使用次数开始增加，逐渐取代更具有传统政治色彩的“群”。1903年，革命刊物《浙江潮》发表的《新社会之理论》一文，广泛使用近代意义的“社会”概念；革命党人陈天华在《苏报》上撰文，强调学生与“各级社会”不同，是“祖国存亡之关键”。 1904年后，“社会”一词高度普及。伴随“社会”一词的风行，时人开始思考如何进行政治变革和社会改造。部分革命党员意识到自己是“中等社会”的代表，必须以“下等社会”为依托，为根据地，并自信有能力领导“下等社会”进行“有秩序之革命”。尽管“中等社会”并没有真正把“下等社会”发动起来，但他们领导的革命则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历史环节。
——据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整理
材料三“社会”一词的逐渐普及与社会主义的传播和革命思想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同一历史过程。根据对《新青年》杂志的统计，1919年之前，“社会主义”一词总共才出现34次；1919年，“社会主义”的使用次数激增至104次；1921—1922年间高达 685次。1919年，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其中写道：“自马氏与昂格思合著《共产者宣言》……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先进知识分子奔集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从这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新希望。
——据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写出康、梁等人“群学”思想的关键词。结合所学，概括维新派传播“群学”思想的根本目的。(2)根据材料二，概括 20世纪初“社会”一词逐渐取代“群”的原因。结合所学，列举1911年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领导“有秩序之革命”的重要举措。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概括 1919—1922年间《新青年》杂志中“社会主义”一词使用次数激增的国内动因。从社会主义理论的角度，简析“先进知识分子奔集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