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材料二 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自交战以来……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此朕所以饬令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日本天皇停战诏书》
材料三 自1963年至1969年，日本贸促团体在中国举办了三次工业展览会。……中国贸促会先后在东京和大阪、名古屋和北九州，举办了两次综合性的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互办展览会对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么多人的互相参观，实际上是一个友好大交流，而且是遍布在各阶层的群众性交流。
——林连德《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
材料四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布结束。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
(1)结合所学知识，试从政治、军事两个方面论证材料一的观点。(2)依据材料一、二，分析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3)材料四的“不正常状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依据材料三、四并结合所学，概括促成中日两国结束“不正常状态”的因素。
材料一 在“以利强国”名义下，上海机器织布局与其他洋务企业一样，经历了筹划、草创、投产等不同阶段，资本亦由最初商股渐为官款、外资所取代。相对欲与洋布争夺中国市场的初衷，上海机器织布局至1893年焚毁前不仅未得期待利润，而且经营层叠经常变动。倡导者的无限权威与盲目逐利、经办者从亦官亦商时的自我矛盾与狡诈至官办时的上行下效与不法等互为交织，故洋务困象与败局其实由始便已注定。
——庄和灏《清末洋务实业的创办歧途——以上海机器织布局历次改组为例》
材料二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的重要分支。2022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05.8万辆和688.7万辆，同比增长分别为96.9％和93.4％，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25.6％，比2021年高出12.1％，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地和消费市场。……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可以实现交通能源的转型，是促进新一轮经济增长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需要，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
——王品《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上海机器织布局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经济意义。(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材料一 明朝的学术界“谈良知者盈天下”，士人中出现了“凭虚见而忽躬行，甚至越绳墨自恣”的现象，由此引发了一些儒学家的强烈不满。他们在对宋明儒学的反省和批判中，积极致力于“儒学精神的重建”。例如顾宪成把关注国事、天下事放在首位，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的口号，他还认为把孔孟之道说成“万世无弊”的绝对真理是错误的，任何思想在发展和传承中都会出现“失真”。他和其他东林学者力求把讲学与救世情结结合起来的学术努力，反映了晚明儒学发展的新动向。
——摘编自姜林祥苗润田《中国儒学史明清卷》
材料二 维新人士从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到对儒学经典的批判，将孔子与后世儒家割裂，挖空了传统儒学的内核。他们提出后世儒家失去了“孔子真精神”与“儒教真义”，继而提出“孔教复原”即恢复“孔子真精神”。康有为鼓吹孔教本来是完美无缺的，孔子的真精神被之后的历代儒家所抛弃。在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理论宣称中，各个时期的儒家经典与儒家圣贤都受到了批判，孔子成了孤军奋战的“孤家寡人”。
——摘编自李博《试论近代儒学的危机与流变（1840~1919）》
材料三 五四运动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但并未完全摧毁李大钊对儒学价值观的肯定。学贯中西的他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提出了自己对待儒学的独特观点，他既肯定和尊重儒学的“真理”，也对其中的“糟粕”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基于这些思考，他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儒学与西方学说相结合的主张，“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
——摘编自姚文兴《论李大钊的儒学观》
(1)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材料一、二、三中学者对儒学态度反映出的时代背景。(2)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上述材料中“儒学精神的重建”“孔教复原”“东西文明调和”的内涵，并予以评价。
材料一：1962年2月，法国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从而也为同中国发展关系扫清了道路。这时，美法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已全面展开，美苏为阻止法国和中国等国家掌握核武器，维护它们的核垄断地位加紧勾结……
1963年10月底，戴高乐派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埃德加·富尔费带他的一封亲笔信到中国进行半官方的了解情况的“旅行”，受到中方的热情接待。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都会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使他“深受鼓舞”。通过这些接触，双方发现它们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有着一致或相近的立场……1964年1月，戴高乐总统正式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同月27日，两国政府同时公布关于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法国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摘编自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
材料二：法国是欧洲建设的领头羊，在当时冷战正酣的形势下发挥着特有的影响和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和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在亚洲始于日本，在欧洲始于法国，而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则是日本远不能企及的。中法关系的发展在欧洲则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西欧国家相继出台对华政策。德国积极发展对华关系，最初完全是受到法国的启发。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对华关系，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其特殊意义和作用不言自明。
——摘编自孙海潮《中法关系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中法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存在的“一致或相近的立场”，并简析中法建交的历史条件。(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法两国建交对中国的影响，并谈谈中法关系的发展给我们的启示。
材料一 春秋时期，商人便有了行商和坐贾的区分。坐贾在固定场所销售商品，为向人们传递商品和服务信息，招幌广告应运而生。悬物广告作为招幌广告的一种，流行于汉代以后，它是店铺在门前悬挂与经营有关的物品或习惯性标志，起招牌广告作用。招牌广告是从悬帜广告发展而来的，自宋代开始流行。明清时期，招牌广告又有所发展，招牌的式样、色彩更为丰富多彩，制做的材料也多种多样，有纸、布、铜等。
——摘编自杨梅《论中国古代的招幌广告》
材料二 明清时期，会馆建筑、会馆活动及其倾向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了一定的广告功能。通过会馆呈现的广告功能或在于树立自我的道德形象，或在于显示自己对传统规范的遵守。由于会馆建立于客地，有的还是众多客商云集的区域，因而其所展示的往往是自我的真实实力，亦便于受众在心目中形成对自己的认识。这些广告所发挥的功能往往兼具了公关宣传、教化和装饰的多重功能。
——摘编自王日根、曹斐《明清商人会馆的广告功能》
材料三 鸦片战争后，印刷技术不断改进，广告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报刊广告成为近代最具特色的广告形式。广播电台广告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向更多的消费者传播商业信息。霓虹灯使广告更加引人注目。此外，随着建筑、油漆、喷绘等技术的创新，橱窗、路牌、车体等都成为广告的新媒介，广告的发展借助于这些多样的新媒介而出现兴盛之势。
——摘编自孙会《近代中国广告转型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广告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2)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材料中“招幌广告”“会馆广告”“广告转型”出现的主要原因及其启示。
材料 经济转型是指经济、社会体制的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和经济发展过程。以下是部分学者或课题组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转型的观点：吴敬琏从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主义的角度，按照中国经济改革战略，把改革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978-1991年的增量改革阶段和1992年以来的整体推进阶段。赵旻从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角度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改革探索和扩张供给阶段（1978-199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设和经济高速成长阶段（1992-1997年）、改革巩固攻坚和经济结构全面调整阶段（1998-）与未来的转轨发展阶段（即市场化体制的成熟完善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阶段）。吕炜认为，中国经济转轨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即“告别旧体制意义的转折点”和“建立新体制的任务接近完成意义的转折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认为，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转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发启动时期（1978-1991年）、自觉推进时期（1992-2000年）、全面加速时期（2001年—）。景维民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混合经济。同时，他把中国经济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从改革走向转型）、启动和正式推进段阶段（共性与差异）、深化和完善阶段（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王守坤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是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开始的。因为，传统计划体制的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因此，只有选择向地方财政转移压力，走财政分权改革之路。这样，通过向地方分权的放权改革打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大锅饭局面。
——摘编自瞿商《论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性与目标转换》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转型的观点进行评析。（要求：至少选取两个观点评析，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朱熹认为“贤人之学，由教而人者也，人道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因此之计，教育的要求是培养那种“能自振拔而有为”“因其志节而激厉，裁抑之以进于道”的人。“人须气魄大，刚强有为底（的）人，方做得事成”。朱熹反对把学生培养成“乡愿”式的人物，即那这种只会奉承拍马，看权势者颜色行事的人，主张培养“狂捐”、性格耿直之士。朱熹认为“今人须先立个志趣始得，还当自家要做甚么人，是要苟简做个人。……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驾空细巧，大率要七分实、三分文，如欧公（欧阳修）文字好者只是靠实而有条理。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
——摘编自黄于《晦庵朱先生状行》
材料二 1912年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政府教育总长后不久，即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是根据清末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其本质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两千年墨守孔学的旧习。蔡元培从哲学高度较深入地分析了自己对世界及人生的认识。“则所谓人生者，始合于世界进化之公例，而有真正之价值。”他反对君子时代用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奴役受教育者以供其驱使的教育方针，认为教育应有其崇高的目的，教育应脱离政治的控制和宗教的影响。
——孙培青李国钧中国教育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材料三 毛泽东同志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发展教育的基本观点，他强调坚持使受教育者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关于智育，毛泽东同志也一直十分重视，早在1941年就对革命干部提出要能看能写，掌握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这是做好革命工作和学好革命理论的基础。在全国解放前夕，针对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即将来临的形势，毛泽东谆谆教导干部“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习经济工作。”
——孙永生刘永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湖南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朱熹教育观的内涵并阐述其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特征，并对这一教育思想进行评价。
(3)根据材料一、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认识。
材料一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阂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南宋统治者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权其酋长、使自镇抚”，建立土官统治，实行“以夷治夷”或“以夷治蛮”政策。辽、金建立政权后，逐步改变了对待异族掠夺与同化政策，承袭了“胡汉分治”与“因俗而治”，实行两种制度，“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金都实行了南北面官制、蕃律和汉律，还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管理制度。元朝中央设宣政院管辖藏族地区事务，制定了“吐蕃刑律”，极大地密切了吐蕃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继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后，元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在北、西北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和屯田，以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卫所长官。南方和西南地区，在土官制度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严密的土司制度。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认同”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辽宋夏金元时期国家治理的新举措及特点。
材料一：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绩溪人胡忠在徽州创建了安徽省最早的桂枝书院。此后，这种我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教育组织就扎根于徽州大地，至1906年各书院均改办学堂为止，前后延续了九百年。徽州书院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地方官员牵头，民间助资兴建；世家望族为方便族中子弟就读、培养士子业儒入仕举办的各种家族式书院；徽州理学家因讲学和传播理学需要，由讲学者本人或其弟子所创办的书院。其中以歙县紫阳书院最为著名，自1246年创建以来，一直是新安理学的中心。徽州书院以儒家经义为教学的核心内容。讲授重点为四书、六经。书院大多宗法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采取自主钻研、相互问答、集中讲解的教学方法。这些凝聚着先人智慧的精华，在古徽州大地上历经几百年的传递与强化，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优良教育传统。
——摘编自姚辉《徽州书院教育研究》
材料二：1898年，清政府颁布《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正式创立。但它真正实施科学教育是在1902年之后。京师大学堂在课程的设置上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含法律学)、地理学、农学等共10门课程，另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增加了许多西学课程，缩减了经学课的比重。京师大学堂中科学课程的教学比较注重实验和观察等科学教育方法，为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于实际以及动手操作能力，学堂于1907年成立了“博物品实习科”,教学使用的模型、标本和图画都由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从知识结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直至行为方式等方面，为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培养了早期的科学人才，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岗位上、在传递和运用科学知识上发挥了先导作用。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徽州地区书院教育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宋代书院教育相比，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实施的背景。
材料一 《诗经》中记载了农民对“乐土”“乐国”“乐郊”的向往。孟子认为君王的“仁政”“必自经界始”。东汉何休认为，实行土地均分的“井田制”，能使社会进入“太平世界”。三国时期阮籍构想了一个无君无臣的“太初社会”。陶潜则描绘出一个“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黄宗羲也提出恢复“井田”的政治主张。唐代黄巢起义、宋代王小波等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都是打着“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粮”等口号。
材料二 孙中山认为实现“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指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19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明确新中国土地改革的基本路线是均等实现农民土地产权，建立农民个体土地私有制。作为土地改革的成果，农民土地私有权在1954年宪法中得以确认。党和政府认识到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才能最后解决农民的穷困问题，从一开始以互助组为模式的合作化尝试，到转向以合作社为主体的合作化铺开，最终建立了公有制的农民土地权属和使用制度。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申明，无论是土地集体利用还是交由农户家庭分散经营，都只是土地使用权的具体使用方式，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性质没变。
——以上均摘编自张佑等《实现农民土地产权：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改革的中心问题》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人对农民及土地的认知。(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现代中国农民土地产权的实现进程，并分析其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