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中期,随着商品交换的频繁与海外市场的不断开拓,对货币的需求量大为增加,客观上要求自身价值较高的贵金属充当货币。明初,赋税征收以米麦等实物为主,钱钞的数额及比重并不大。英宗即位后,驰用银之禁,折收“金花银”。至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全国性的赋役改革中,推行“一条鞭法”制度,将丁役、土贡等各项均归并于田赋之中，“计亩征银”。这些赋役制度的变革,无疑确立了白银的重要地位,成了社会不可或缺的支付手段。

——摘编自孙良玉《试论明代的白银货币化》

材料二   16世纪，海洋成为时代的主题。全球化从海上拉开帷幕，一个整体世界从海上连接了起来。白银是促使全球贸易诞生的重要因素。布罗代尔曾说:“贵金属涉及全球,使我们登上交换的最高层。”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白银需求国之一,直接影响了白银作为国际通用结算方式用于世界贸易。这种国际交换关系，一端联系的是中国商品,另一端联系的是白银,中国市场网络的延伸,主要特征就是将世界各处的白银吸纳进来。与此同时,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市场扩大到了全球范围，形成了市场网络的全球性链接。

——摘编自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总体视野》

材料一   汉唐的外事体制，乃是一套以贯彻大一统秩序为基本目标，以羁縻式控取为主要手段，以礼法规范为具体框架的体制。因而对集中代表了中外经济交往的互市，在以严密控制下的市坊制度对之约束的同时，朝廷看中的是其赐恩报义的政治意义而非互通有无的经济价值。故或大施恩惠，或加设禁条，并不把互市当作目的而只视之为维护四夷宾服局面的手段。对中外各种交通出入，除按既定关津制度加以控制外，边境防范尤严，往往必须以因公的名义在官方往来的外衣下方许出入。而外人在境内的居留、婚姻等，除非降附归化，入籍为民，一般也总是处于重重限制之下。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样受到大一统原则的影响和制约。对外来文化中的枝梢末叶，朝廷乐于采取大而化之的包容态度，但对系统的意识形态，如宗教，则以防范、限制和彻底的控制为基本方针。

——摘编自楼劲《汉唐对丝路上一般中外交往的管理》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关系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这一阶段晚清政府虽不得不按照西方的原则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仍坚守“华夷秩序”观念，并基本按照“华夷秩序”观念处理对外关系。第二阶段为19世纪60—80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这一时期清政府的外交呈现既试图保有旧的对外观念和政策，又试图利用西方体系中一些原则的过渡性特征，清政府正式设立了专司对外事务的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第三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在物质和观念上被全面裹挟进近代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全球扩展之中。《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的东亚首强地位被日本取代，日本迫使清廷承认朝鲜“独立”，中朝藩属关系宣告结束，朝贡体系中的最后一名成员被划出。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华帝国完全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

——摘编自王卓《两个体系的碰撞——“洋务外交”评析》

材料一   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政策，服从于“以德抚远”的政治目标，希望建构一个以中国古代王朝为中心，具有共同道义和文化基础的稳定的国际体系。汉代外交“临西海而望大秦”，使节出使各国，“远人宾服”。唐代时，要求选派的对外使节，“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都城长安各国使节云集。明初，朝廷四处宣谕，“有贡必封”。清初，顺治曾诏谕：“南海诸国，有能倾心向化、称臣入贡者，与朝鲜一体优待。”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成功经验来看，建构东亚世界更主要是依靠先进的制度、法律、文化和技术，使得周邻国家受到吸引而自愿输入移植。中国古代王朝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和平的文化影响，而非武力的征服和领土的扩张；是国际体系的领导者和维护者，而非统治者和掠夺者。

——摘编自韩舁《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

材料二   随着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以及国家利益的不断拓展，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融入更多地表现出中国式的“积极主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通过对与不同国家外交关系进行的重新组合，以及由此展开的“中国全方位的外交布局”来推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在外交目标上，更注重“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外交策略上，更强调“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在外交价值立场上，更明确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

——摘编自刘骞《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新时代意涵》

材料一   每一件青铜礼器都是随着贵族地位而来的权力象征性的徽章与道具。青铜礼器中大量狰狞的纹饰，使王公贵族附上莫须有的神力，成为王权的守护者。青铜礼器与兵器是被国王送到他自己的地盘去建立他自己的城邑与政治领域的皇亲国戚所受赐的象征性礼物的一部分，然后它们又成为沿着贵族线路传递下去的礼物的一部分。青铜礼器获得这等意义是因为它们与在仪式上认可了建立在亲属关系上的贵族政治的祖先崇拜祭仪之间的联系关系。同时也因为它们是只有控制了大规模的技术的与政治的机构的人才能获得的珍贵物品。说到底的话，背铜器是只与地位高贵的人相联合的。

——据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等

材料二   我国大约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利用铜。到了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臻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可以从出土的大量精美的先秦青铜器，例如展示了酒礼器中至尊气象的四羊方尊，湖北随县出土的大型编钟等，看到当时青铜冶铸技术所达到的高超境界。除大量的青铜器之外，还总结出有一定合理性的青铜合金配比规律，即按照青铜器的不同用途的性能要求，配置不同比例的青铜合金。这就是《考工记》中记载的“金有六齐”。

——摘编自金秋鹏《中国古代科技史话》

材料三   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一种成系统的文字。甲骨文卜辞的内容，绝大部分与殷商王室有关。小至殷王的耳鸣、牙疼，大至年成、祭祀、征伐，无不以殷王或王室为中心，其他非卜辞的刻辞也是如此。因此，认定它是殷代王室的档案，是可信的。甲骨文卜辞的文句都很短，而西周出现了上百字、数百字的铭文。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及其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不是甲骨文能比拟的。金文又多讲求押韵。西周较长的铭文都比较注意纪时，显然更利于仔细地记述历史事件。对于认识商周，特别是西周的历史文字，金文是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据张岂之《中国历史》（先秦卷）

材料一：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稳定。隋唐两朝统治者非常重视经济的发展：大运河贯通南北，加强了南北物资的调运。到开元时期出现了“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景象，人口滋生，经济发展，一片繁荣。

——摘编自王高阳《先秦诸子粮食安全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据统计，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人口为0.1943亿，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人口增至3.13亿，人口激增与耕地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这就势必造成地价上涨和粮食供应紧张。当时的统治者鼓励人民到边疆省份垦荒，扩大耕地面积和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解决人口激增带来的矛盾，到乾隆时期，除推广种植甘薯、玉米，还规定对泰国商船运米来交易，万石以上的免船货税银十分之五，但由于技术设备没有根本改进，而增加的劳动力都集中在农村，反而降低了农业生产率，增大了农业成本。这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利，影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

——摘编自庞毅《中国清代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