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下表为部分古籍关于魏晋以前诗歌的记述摘编

材料二   魏晋之后，名为乐府诗，但只取其旧题而完全脱离了固定的乐府曲调，不能唱只能读的，和不依旧题，自编新题名目，只可读不能唱的两种形式的诗歌日益增多，这正是以纸为媒介的文字交流兴盛的结果。书信中也经常会看到他们彼此互寄所作诗赋的情况，诗作的题目中也可看到越来越多的《答某某》《和某某》《赠某某》这样的字眼。可见这时文人之间交流情感，已经是把歌词写在纸上，让对方在纸上去看。诗的内涵也由过去的直抒胸臆，变得越来越重视情境的描绘；由过去的感于哀乐肆口而发，变得越来越重视伫兴（感情的蓄积）与构思；由过去一唱三叹的声气的强调，变得越来越重视文字的藻饰和排铺。

——摘编自李壮鹰《纸与诗》

材料一   孔子列《关雎》为《诗三百》之首，汉人释《关雎》所言为“后妃之德”，对“妇言”和“妇容”的要求，都是在所谓贞顺“妇德”的基础上展开的。按照周代礼制要求，女子从10岁起，要“执麻枲，治丝茧”，日后还要“观于祭祀，纳酒浆”，因为祭祀有时、丝麻之事无疑是“妇功”的重心。南北朝的“乐府双璧”中，《木兰辞》中的木兰最初是“唧唧复唧唧”的剪影；《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不但“十三能织素”，而且能够胜任“三日断五匹”的劳作。宋代话本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花魁娘子王美娘“吹弹歌舞，无不尽善”，而且“写作俱高，求诗求字的，日不离门”。清代《镜花缘》以探花唐敖历险求仙及其女小山海外寻父为线索延展成书，书中称：“小山生成美貌端庄，天姿聪俊。到了四五岁，就喜读书，凡有书籍，一经过目，即能不忘。且喜家中书籍最富，又得父亲、叔叔指点，不上几年，文义早已清通。”

材料二   《诗大序》称，诗的作用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然而，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的中国文人，只要他不想被人视为“俗”，而想攀附“雅”，他可以不遵守某种伦理规范，但必须多少懂得一点审美。所以，他们的女性意识一定要上升到艺术的层面。无论人们对文学的产生有着怎样的认识，都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中国最初的文学都不是“为艺术”，而是“为人生”。中国不同时期叙事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悄然间发生着从“妻子”到“爱人”的变化。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高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女性形象审美嬗变：从“德言容功”到“琴棋书画”》

材料一   明清时代，地主经济的剥削形式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是土地永佃权的出现和雇佣关系的发展。永佃权是佃农在按租约交租的前提下，永久租种某块土地的权利，地主出卖转让土地，不影响佃农继续租种。这种权利称永佃权，也叫田面权。在实行永佃制的情况下，土地的耕作权和所有权分离了。具有田面权的佃农，不但可以长期使用这块土地，并且有将田面权出卖、抵押和典当的自由。但佃农必须依约向地主缴租，租额较一般的土地为轻。有田面权的土地，地主一般不能撤佃，如过了一定的期限（比如说三年）不缴租，地主就可以抽回土地，佃农的田面权也就不能保持了。

材料二   明清时候，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比前削弱，地主雇用农民种田的情形已比较常见。小说《醒世恒言》第二十九卷《卢太学诗酒傲公侯》中说：“那卢柟田产广多，除了家人，雇工的也有整百，每岁十二月中，预发来岁工资，到了是日，众长工一齐进去领银。”能雇“整百”雇工的，自然是大地主。当时，有一二百亩土地雇三、五个雇工的地主是比较多的。雇工有长工（即长年）和短工（即忙工）的不同。长工受雇的时间比较长，比如在半年或一年以上；短工则只在农忙受雇一个短时间。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合编《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材料一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在文学方面，魏源的《寰海》诗，歌颂三元里人民“同仇敌忾”反抗英国侵略军，斥责清政府官僚的妥协投降。张维屏（1780—1859年），以善诗闻名，他的《三元里》诗，描写了三元里群众抗英斗争的雄伟声势，英国侵略者在英勇的中国人民面前丧魂落魄的丑态；《三将军歌》则歌颂了葛云飞、陈连升、陈化成“捐躯报国”的英雄事迹。张际亮（1797—1843年），以诗名于世。他的《东阳县》诗，谴责英国侵略军在宁波奸淫掳掠的残暴罪行，揭示人民群众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民间的揭帖和歌谣，以通俗朴素的语言和尖锐鲜明的思想，痛斥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鼓舞人民起来反抗。

     ——摘编自李侃等《中国近代史1840—1919》

材料二   1918年，北大学生组织了一份名为《新潮》的杂志，以三项标准为圭臬：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思维和改造的修辞。《新青年》和《新潮》以及包括《每周评论》（胡适主编）在内的许多其他杂志，对传统主义的堡垒——旧文学、旧道德、旧式人际关系和儒家——发动了全面攻击。这些杂志嘲笑旧的思维方式、旧习惯……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君主制度和军阀主义。他们批判对国粹全盘的接受，并要求对所有经学和古典文献进行批判性的重估，创造新文化。他们津津乐道于科学、民主、科技……这些杂志都是思想炸弹。在中国，有关国家和社会的重要问题，第一次得到公开的探讨和争论，中国的青年迫不及待地阅读每期新杂志。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唐代科举制度尚属形成时期，许多制度尚未完善。唐玄宗时宰相杨国忠之子杨喧举试明经，礼部侍郎达奚洵本不欲录取，但终因不敢得罪杨国忠而将杨喧取在高等。唐德宗时，宰相李实向礼部侍郎知贡举的权德舆推荐私人，要求录取，权德舆未能满足，李实乃开列名单责令录取，否则就要贬官。唐肃宗时，礼部侍郎杨绾甚至要求停罢进士、明经诸科，理由是经科举所选之士，“幼能进学，皆颂当代之诗，长能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遂相党与，用致虚声”。唐时对科举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考生自幼专心读书应举，而所学之内容却无益于事，“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

——摘编自屈超立《论科举制的政治功能——唐宋与明清的比较》

材料二 唐代科举中，举子在考试前的请托宣传和达官闻人的荐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形成了特有的“行卷”风气。据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载，“唐之举人以所业投献主司。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盖主司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唐代著名人物如韩愈、杜牧、皮日休等人都有“行卷”的经历，有些还成为科场和文坛佳话。如《南部新书》卷甲就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唐代的项斯一开始并不出名，于是就将自己的作品投献给了江西的杨敬之。杨敬之十分欣赏项斯的才华，还赠诗云：“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没过多久，项斯开始在长安声名远扬，第二年登进士第。

——摘编自胡可先《“座主”与“门生”——唐代科举与官场裙带关系》

材料   唐朝文化，灿烂辉煌，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唐代文学中，诗歌又最为光彩夺目。清人所编的《全唐诗》，收集了2300多个诗人的48900多首诗，其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风格流派之多样，远远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朝代。诗在唐朝取得了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