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的人本思想，主要是强调在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中人贵于物。《荀子·王制》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在天地万物之中，人是一个具有感性、能够创造、能够进行自我发展的万物之灵，人有突出的价值。《论语》记载，马棚失火，孔子问伤人了吗？不问马，说明在孔子看来，人比马重要，即人的生命价值比动物重要。其后的儒家学者都坚持这个观点并将其充分发挥与引申。

——韩星《以人为本的主体精神》

材料二   在智者学派的推动下，哲学从主要研究客观自然界转到研究人和社会。这时候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哲学思想是属于个人的脑力劳动，哲学家个人的品格、爱好和学识，甚至他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所能发挥的自由作用就可以大得多，对以后哲学的发展也可以产生较大的影响。比如亚里士多德由于惯于归纳和概括历史和经验事实，善于分析和推理，对于以后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汪子嵩《<希腊哲学史>前言》

材料三   以洋务运动为契机，西方的凸版印刷术、平版印刷术、凹版印刷术也陆续传入国内。中国出版业由此在晚清时期实现了由手工操作向机械化生产的跨越……在“出版救国”思想影响下，章太炎、谭嗣同、蔡元培等对洋务派的译书阅读甚多，期望甚大；康有为曾经购买译书“以赠友人及自读者，达三千余册”；王韬评价国际法著作的翻译出版“采取广富而断制详明”。此外，洋务派翻译出版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书价较为便宜，在客观上有助于扩大译书发行量，有利于更广泛地传播西方民主科学思想和技术知识。

——万安伦《洋务派翻译出版活动再认识》

材料   现世界有种最大的潮流，而为各方面所极力要求实现完成者，就是“德谟克拉西”（民主），以前表现于生活各方面的专制主义和大某某主义，到了现在都为德谟克拉西所战败了……再看中国近十余年来底政治，愈可证明德谟克拉西有重大的势力。无论什么贵族，什么军阀，凡是附和德谟克拉西的，都一时得了势力，凡是反抗德谟克拉西的，都必终归失败或灭亡。

后德谟克拉西而起者，为伊尔革图克拉西（Ergatocracy）。Ergates 在希腊语为“工人”（Worker）之意，故伊尔革图克拉西可译为“工人政治”，亦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德谟克拉西，在俄国劳农政府成立以后，制度与理想全为新创，而却无新字以表章之，故政治学者创 Ergatocracy一语以为表章此新理想、新制度之用。……将来到了基础确立的时候，除去少数幼稚、老休、残疾者外，其余皆是作事的工人，各尽所能以做工，各取所需以营生，阶级全然消灭，真正的伊尔革图克拉西，乃得实现。

——摘自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

材料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学革命。在教科书改革上，1920年1月1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向各省发布训令，要求全国各学校“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同年4月，教育部又规定：截至1922年，文言文教科书一律采用语体文。同时，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法教科书），中华书局也出版了用语体文编辑的新教育教科书。此后，文言教科书就渐渐地被淘汰，白话文教科书的地位正式得到确立。教科书的内容也随之改进，尤其是国语与国文教科书，取材日益注重实用性。一方面，“五四”前后涌现出来的大批白话文作品和翻译作品，连同一些古代优秀的白话小说，都被选进了教科书，题材内容涉及中外古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文章体裁日趋多样化，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各种文体，如书信、传记、序跋。教材编写也从“成人本位”转向“儿童本位”，注意教材的趣味化。

——摘编自曲铁华、于桂霞《中国近代中小学教材的改革》

材料一   依据波茨坦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言，迅速解除敌伪军的武装，收复一切敌占城镇交通要道，把沦陷区一万万六千万同胞赶快解救出来……一定要坚决扫除前进途中的一切障碍，逼迫敌伪军向我投降，彻底消灭拒绝投降的敌伪军，收缴敌伪军的武装，占领城镇和交通要道，摧毁敌伪组织和反动势力，维持革命秩序，建立人民政权！

——《〈解放日报〉社论》（1945年8月13日）

材料二   1945年8月10日，蒋介石电令各战区：对敌可能之抵抗的阻挠，应有应战准备；并应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对封锁地伪军应策动反正，并迅即确保联络掌握，令其先期包围集中之敌，先期控制敌军撤离后之要点要线，以待国军到达。

——摘编自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

材料三   日本战败之际，杜鲁门认为，“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8月10日，美国政府下达指令：利用日本军队作守备队，阻止共产党前进，以待美国帮助国民党把军队运送到华南并把美国海军调到中国海港，15日，杜鲁门的《一号通令》要求日本天皇命令中国战区的日本海陆空将领（除满洲外）都向蒋介石投降。根据这一方针，美国大力帮助蒋介石运兵到华北、华东，美国军队在天津、青岛等地登陆，10月下旬起开始助蒋向东北运兵。

——摘编自方连庆等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

材料一   一战爆发助推了中国日益觉醒的、参与国际化的民族主义。梁士诒、顾维钧等人力主参战，强调参战可以使列强重视中国，促使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且一旦协约国获胜，中国也将以战胜国身份收回战败国德国等在华特权。在他们的推动下，北洋政府于1914～1915年三度向英法表态希望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但未获支持。1916年索姆河战役打响，协约国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英法态度转变，希望中国派遣劳工赴欧洲从事战勤及后方保障工作。为此，梁士诒为北洋政府谋划了一个“以工代兵”的良方：“中国财力兵备，不足以遣兵赴欧，如以工代兵，则中国可省海陆运输饷械之巨额费用。而参战工人，反得列国所给工资，中国政府不费分文，可获战胜后之种种权利。”

——摘编自王平贞、赵俊杰《一战百年：华工赴欧启示录》

材料二   有关史料记载，中国自1864年到1913年的50年中，共计输出695.5亿两，输入932.4亿两，入超数达236.9亿两。国内实业不兴，失业人数日益增多，社会动荡。此时华工赴欧计划的提出，一方面为协约国提供了丰富人力资源，另一方面缓解国内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

——摘编自姚娜《一战期间中国政府派遣华工赴欧动因析》

材料三   首先，华工赴欧参战，既充当了北洋政府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载体，又为中国后来参战创造了条件，进而为战后中国参加巴黎和会提供了良机。其二，华工成为百年前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实现国际化战略以及国家认同理念的重要环节。华工在参战之余，接触到了欧洲先进的文明及科学技术，也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法治思想的熏陶，他们开始自珍自爱、关注祖国的前途命运。回国后，他们成为西学及实业知识的宣传者，有的还转变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三，华工爱国自强、勇于献身的情操，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后来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知识精英们，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周恩来、邓小平，均在留法期间确立了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革命理想。1919年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以及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新式工人运动，皆同一战赴欧华工有密切的关联性。

——摘编自王平贞、赵俊杰《一战百年：华工赴欧启示录》

材料先秦时期的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礼》中记载“大司徒”负责实行荒政和救济孤寡等;“遗人”具体负责日常及灾荒时的救济与施舍;《周礼•地官司徒》中记载了“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十有二曰除盗贼”等荒政措施.还规定了“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购（救济）”的救助措施；在为齐宣王解说周文王如何治理国家时.孟子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强调“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墨子主张通过利他和利我从而达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