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僧一行，唐代僧人，也是杰出的天文学家。他同梁令瓒和工匠们，创造了一架黄道游仪，发现了恒星位置移动的现象。一行还设计了一种叫作复矩图的仪器，并组织大规模的测量活动，测量地点北到铁勒曰纥布（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南到林邑（今越南中部）等十三处，这是人类第一次对地球子午线的科学测量。开元九年（721年），据李淳风的《麟德历》几次预报日食不准，玄宗命一行主持修编新历。后来一行修订成当时最先进的历法——《大衍历》，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明末吸收西洋历法才有所改变。

——据朱绍侯等著《中国古代史》整理

材料二   唐代，中国与西域（包括今天的新疆、中亚各国、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很频繁。佛曲九仙道曲、卢舍那仙曲以及琵琶等乐器演奏技巧，舞蹈中的四方菩萨蛮队舞，杂技中的幻术、吞刀、吐火等，都是通过佛教徒的中介，由西域传到中国来的。

——摘编自谢重光《论唐代佛教徒对社会的巨大贡献》

材料三   公元816年，淮西战事刚一结束，宪宗就下诏天下，在社会上兴起了佞佛崇道的风气，佛教势力迅速膨胀。《资治通鉴》中记载唐宪宗亲自派人迎接佛骨，历时一个多月。据统计，中唐时期，唐代的寺院多达四万余所，僧尼有二十六万五千余人，寺院大量占有土地，且享有免除徭役和租税的特权。

——摘编自曾绍发《浅议韩愈反佛的原因》

材料一   汉高祖初得天下，即下令招贤。直到汉武帝，这一趋势达到正式的法制化，全国优秀青年，受国家大学教育，凭其成绩，补郎补吏，加入政府。不到一百年，西汉政府早已完全是一个士人政府了。

——钱穆《中国传统政治》

材料二   魏晋时代因当时地方骚乱，交通阻梗，中央政府行使职权能力有限，全国选举难于推行，乃由中央指定各地域服务中央政府官吏中之性行中正者，采访同乡舆论，开列各地区人才，造成表册，送政府作为录用之根据。

——钱穆《中国传统政治》

材料三   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前此选举，皆权在举之人，士有应举之才，而举不之及，夫固无如之何。既可（科举）……不能应试者，有司虽欲徇私举之而不得；苟能应试，终必有若干人可以获举也。此实选举之官徇私舞弊之限制。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

材料四   由于土地兼并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很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公元780年，唐朝推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同时不再按照丁、中以年龄分为黄、小、中、丁、老五类的原则征租庸调，而是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

——摘编自黄永年《唐史十二讲》

材料一   汉至唐，思想界逐步形成“三家齐鸣”的局面。在三国两晋时期，战争不断，王位更替频繁，从北方来的游牧文明冲击了原有的农耕文化，“胡文化”一度盛行，儒学者的地位下降，儒士们纷纷南迁，儒学思想陷入危机。直到隋文帝的出现，他在统一北方之后，首先便恢复传统的伦理纲常，从思想层面改造了国家，同时也为随后而来的盛世奠定了思想基础。唐朝，儒学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唐晚期再次为动乱和宗教思想文化冲击，危机再次出现。

——摘编自何成轩《儒学南传史》

材料二   二程把“理”规定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个是宇宙本体之“理”，这是“形而上”者；一个是万物、万事之“理”。如程颢说：“天下万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需有一理。”这个“理”，就是“形而下”者。再一个是伦理道德之“理”。“人伦者，天理也。”

——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

材料三   王阳明的心学在明代中叶横空而出，就像一个力量硕大的“劈山神”，一斧子下去，一直束缚人们心灵的封建僵化的伦理观念就开始动摇了。王阳明心学对待民众的核心是亲民。他不仅承认凡人可以成为圣人，而且提出人本来就是圣人，重视普通人、士人，甚至百姓。针对当时官场腐败、道德沦丧的现状，具有王阳明思想的许多人敢于大胆进言，指责世道的不公。王阳明教导弟子，不去逃避现实，要“知行合一”，在事功之中去拯救国家、拯救百姓。阳明心学承继儒学入世之精神，激发人积极奋发的生命状态，激励人们修心、强心，堂堂正正做人。它不是自私的养生哲学，只“治一人一身”，不仅要讲修身明性，还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追求个性在心灵上与社会自觉统一。这对于现代社会树立文化自信、解放发展潜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引领作用。在学术方面，王阳明的思想更开一代新学风，跳出了几千年来的条条框框，是追求个性的体现，描写了最真实的现状。

——摘编自李克《心途：王阳明的传奇人生》

材料一   汉朝，中国对外贸易以陆道为主，兼行海市。当时的对外贸易通道已四通八达，除西北丝绸之路外，在西南有更早的“永昌道”，取道缅甸、印度半岛，与中亚大陆的古老商道交会，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朝鲜半岛有“乐浪道”，不仅送往朝鲜半岛的货物行经此道，转口日本的商品也由此道转运南行，被称为“东北丝绸之路”。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换来了沿途各国的货物，东西方文化得频繁地接触与交流。《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今天的东南亚地区“自汉武帝以来皆献见”。

——摘编自倪方六《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等

材料二   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外贸易较发达的时期。元朝规模空前的统一局面，畅达四方的水陆交通，为中外商旅提供了“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的优越环境。宋元统治者为了取得海外奇珍异宝并征收外贸税收以助国用，积极鼓励海外贸易。海外贸易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以“朝贡”“官本船”为名的官方贸易，凡属官方贸易的货物，免交商税；另一种是民间贸易往来，主要港口如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温州，都设有专职外贸管理机构——市舶司，负责管理商舶，征收舶税，收买舶货。

——摘编自马珺《浅论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

材料一   （二）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

（三）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

（五）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

——引自《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

材料二   大革命失败后，全党为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肃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第一、在国民党问题上，党中央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始终没有当“主人”的思想；第二、在农民问题上，党中央不支持农民革命；第三、在军事问题上，“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毛泽东强调“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摘编自《百年党史》

材料一：北宋开国前后，四川通行的是铁钱。铁钱体重值小，买卖交易用钱量大。大铁钱每千枚重二十五斤，小铁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买一匹绢，需用两万个小铁钱，重量共达一百三十斤，得用车载驴驮，极为不便。于是在淳化、至道年间出现了交子。

——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

材料二：隆庆元年(1567)部分开放海禁后，海外贸易蓬勃发展。中国精美的丝绸和瓷器等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有着极好的销路，白银便源源不断地往中国内流。到万历年间，白银的使用已相当普遍，手中握有大量白银的徽商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进行大宗的商品长途贩卖。明朝后期，许多富商带着大量资本经营起矿冶业等产业。在这种历史潮流推动下，徽州的士人十之七八“以儒而贾”，甚至“左儒而右贾”，习以为常。

——摘编自晁中辰《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