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11世纪，在牧野之战中周人战胜了曾经相当强大的商人，获得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权。为了能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内迅速建立并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封建亲戚，以藩屏周”。除了军事与经济资源的互为挹注，他们也依仗宗族纽带，用祖先崇拜的繁缛礼仪，以朝贡、觐见、馈赠、通婚、封赏……不断加强亲戚之间的关系……亲缘网络的伦理要求，是敦睦亲戚的孝道。于是，周人统治的机制，取得了道德的意义。
材料二 秦统治者把“帝”这个头衔作为自己的专属称呼，皇帝之下是由三公九卿组成的中央政府，三公之下有九卿，“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以后又增至四十余郡，郡下辖若干县，县按大小设县令或县长。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三 汉帝国的版图空前扩大，拥有84个郡和18个诸侯国……皇帝无与伦比的地位在很多制度和规范中得以体现……汉朝延续了秦的很多做法。然而，汉朝之所以能够国祚长久，得益于它善于通过摸索或者以渐进的方式变通秦的举措，而且经常颇不情愿地采用一些新的控制手段。
——摘自【美】陆威仪：《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周人统治的机制”，并概括这种机制在当时的积极作用。(2)根据材料二指出秦在政治体制上的创新举措，并简要说明秦所创制度带来的影响。
(3)指出材料三中汉朝延续秦朝的两项政治制度。为了巩固空前扩大的疆域，汉武帝在监察制度方面采取了什么新举措？
材料一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关系上的大动荡和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结构上的宗法“礼治”逐渐松弛和瓦解，从而使“士”阶层从宗法制度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进而为“百家争鸣”的兴起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摘编自周继旨《论先秦的“百家争鸣”与“士”阶层的解放》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学派，人们总称为诸子百家。各派各家都著书立说，议论政治，即相互影响，又互相批判，在思想战线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战国后期，诸子已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吕氏春秋·不二》篇宣称：“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思想大一统被提到了十分醒目的位置。
材料三 （李斯上奏，建议秦始皇采取强硬措施）“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也，医乐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焚书之命，行偶语之刑”，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战国时代蓬蓬勃勃的自由学术空气被窒息，广袤的思想原野上，万马齐喑。
——摘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四 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摘自《汉书董仲舒传》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百家争鸣兴起的主要因素。(2)材料二、三、四反映了思想界怎样的发展趋势？原因有哪些？
(3)从材料可知，在这一趋势下，自战国到西汉先后进行了哪些努力？并说说秦汉这些努力的共同点。
材料一 明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征收的棉花中，山东、河南、山西、河北四省占比已达85.9%。清代河南棉花种植区域已遍及全省。如豫北彰德府内黄县棉花产量大，“出贩于山西泽潞诸州县”；林县“户无贫富，妇女皆以纺织为主业，所制棉布质坚耐久，名曰家机布，除备服用外，运销泽、潞等处”；卫辉滑县“所有输出物产，不过棉花一种”；许州五女镇不仅是棉布交易市场之一、而且有“染工三四百人，终岁操作供给秦晋布客之所需要”，所产出的丈六布“行销秦晋两省极多”；石固镇的二八布被“秦晋布商，终岁搬运。许昌东、北两区之织妇亦极终岁勤动矣”。
——摘编自王林林《明清晋豫商路兴衰探析》
材料二 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一些实业家开始注意中国农作物品种的改良问题。上海德大纱厂创办人曾呼吁改良中国棉种和扩大植棉面积，并亲自编写《植棉改良浅说》一书，散发给纺织界同仁及棉农，以传播植棉改良知识。1914年，他在筹办德大纱厂时，开办了穆氏植棉试验场，引进美国长纤维棉种。经过探索，优质棉种试种在第三年获得成功，产量比一般农家旧的棉种高出五六倍。不久，上海工商界名流联合发起并组织了中华植棉改良社。开辟了更大规模的植棉试验场，推广美国优质棉种。
——摘编自戴鞍钢《民族工业与近代中国农村》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时期河南植棉业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国初年植棉改良行动兴起的有利条件。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棉纺织业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正当中国的仁人志士苦苦追求，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救国救民的药方时，以社会调查作为研究方法的社会学传入了中国，最初在中国进行社会调查的一般是西方的学者，他们中间有传教士、有社会学的教授。他们的调查多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比如人力车夫、农村经济等。而20世纪20年代，随着五四新文化的传播和留学生的陆续回国，国内一些高校开始设立社会学系，学生们在学习中接受了社会调查的方法，中国人开始了自己主持的实地调查。
——摘编自罗艳《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方法的历史渊源》
材料二 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指出，在新革命形势下，党内“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如不严格纠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要受到危害的”。究其原因是由于“党内至今还有许多干部不懂得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为此，必须“对全党加强统一战线教育”，“加强进行策略教育”。而加强革命策略研究和教育，实际上需要党员干部了解革命情况，掌握“研究问题的方法”，开展调查研究。
——摘编自许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制度化》
材料三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分别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汇报，逐渐形成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看法。撰写《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不仅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而且为中共八大提供了理论指南。
——摘编自闻言实《1956年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研究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1)根据材料一、指出社会调查的研究方法在近代中国兴起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调查研究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开展调查研究的意义。
材料一 戊戌变法时期，许多官绅认识到，洋务运动时期设立新式学堂与鼓励留学等教育改革只是一种在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局部式改革，不利于中国教育发展。戊戌变法期间颁布的《学堂章程》规定：小学堂毕业授予生员，中学堂毕业授予举人，大学堂毕业授予进士。在京师大学堂“设管学大臣一员”，下设总办，提调、司员等官职，其职责是“节制各省所设之学堂”“其在学堂办事各员，统由该大臣慎选奏派”。哲学家冯友兰认为，因为新式学堂和科名刚好都是三级，父母也就愿意把孩子送入学堂。管理全国学务的孙家鼐也认同将设立的大学堂作为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必要性，以及它对全国学堂所产生的作用。此后，大学堂人数每年都稳定维持在300人左右，地方新式学堂的学生人数也在逐年增加。
——摘编自陈睿腾《晚清戊戌变法时期的教育改革经验与现代启示》
材料二 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学革命。在教科书改革上，1920年1月1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向各省发布训令，要求全国各学校“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白话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同年4月，教育部又规定；截至1922年，文言文教科书一律采用语体文。同时，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法教科书》，中华书局也出版了用语体文编辑的新教育教科书。此后，文言教科书就渐渐地被淘汰，白话文教科书的地位正式得到确立。教科书的内容也随之改进，尤其是国语与国文教科书，取材日益注重实用性。一方面，“五四”前后涌现出来的大批白话文作品和翻译作品，连同一些古代优秀的白话小说，都被选进了教科书，题材内容涉及中外古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文章体裁日趋多样化，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各种文体，如书信，传记、序跋。教材编写也从“成人本位”转向“儿童本位”，注意教材的趣味化。
——摘编自曲铁华、于桂霞《中国近代中小学教材的改革》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戊戌变法时期教育改革的主要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戊戌变法时期教育改革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小学教材改革的特点。
材料一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以中国“天下观”为基础建构出的“世界体系”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天朝思想家们的“天下”式的空间想象开始发生动摇。就近代中国来说，民族意识的普遍萌发始于甲午战败后，一些国人逐渐萌发民族意识，使得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在中西思想的交融下逐步产生并发展起来。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首次提出了国内各民族平等和团结的主张，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开始被普通大众了解并接受；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引发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推动中国民族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
——摘编自唐建兵《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嬗变与走向》
材料二 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及运动期间工人阶级的作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理论走向实践创造了有利的阶级基础，再加上在此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及其影响，中国民众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对西方列强的普遍失望与拒斥心理，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走向实践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摘编自汪朝光《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卷（张海鹏主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原因。简述辛亥革命的实践结果。
(2)根据材料二、概括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走向实践的有利条件。
材料一 重农抑商作为封建社会的一种经济政策，在历代王朝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明清处于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其重农抑商政策亦带有时代的烙印。明清时期，政府在市场交易中依托行政手段，限制民间商人的自由经商活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为了控制垄断市场，清朝建立了牙行制度，强迫规定民间商人的交易活动必须通过牙行这种中介机构来进行。同时，为了征收关税，稽查商货，还建立了榷关，强制干预规定商品的贩运路线，这些措施都严重打击了商人发展商业经营的积极性。清政府实施的榷关制度，所产生的商业利润，基本上成为封建官府的资本，阻碍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影响到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摘编自肖溱《重农抑商政策与明清社会经济》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产业革命，发端于洋务运动。比之于西欧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后进行的产业革命，中国是在缺乏产业革命条件下出现的产业革命迹象。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的冲击，为挽救统治危机，洋务派引进一些西方的先进技术，创办了一些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也创置了一些有益于近代科技、文化，教育发展的设施，但因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宗旨，不论是官府出资兴办的军事工业还是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都难以挣脱君主专制传统的羁绊。结果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政府抑商政策的主要表现形式，并简述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特点。
材料一 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1)根据材料一、比较唐朝中后期与宋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不同，并指出各自产生的后果。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元代行省的特点。
材料一 在近代历史分期问题框架下的太平天国起义，是作为洋务运动的催化剂，体现着自己的历史价值。太平天国政权本身的农村政治并不能为中国提供任何资本主义因素，但起义者的战斗为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打出了一个可以施展的新格局。相比之下，1840年的鸦片战争并未给中国社会带来整体性的政治观念的更新和新经济因素的引进，而1861年因为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太平天国安庆失守、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更有理由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摘编自王明前《中国近代史开端1861年说》
材料二 在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递进过程中，甲午战争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甲午战争把维新思潮推向高潮的同时，又促成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维新派指出，当时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而挽救民族危机的办法只有一条，就是进行改革，奋起救亡。这对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从而迅速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爱国救亡运动。我们说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转折点，不仅是因为它第一次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推上政治舞台，而且它还促成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由前期的不完全形态向后期的比较完全形态转化。因此，就严格意义来说，甲午战争才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起点。
——摘编自戚其章《甲午战争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运动的背景，并分析洋务运动对我国近代化的意义。(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甲午战争才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起点”的依据。
材料一 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宋代城市经济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加了，前代坊市的格局被打破了，到处可以设店、肆和作坊，商业活动场所扩大了。东晋南朝以来的草市或墟市在各地普遍发展，其中有一些形成为繁荣的小镇市。大小城市、镇布和草市，织成了地方商业之网，与广阔的农村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在生产最发达的两浙地区更加如此，可以说区域性市场在宋代明显地发展起来了。由于商业、交换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卷入了市场。
——摘编自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上）》
材料二 1038年12月，宋仁宗发现元昊称帝，“甲戌，禁止边境人民与元昊贸易”。在此之前，宋夏之间设立榷场和市等交易场所为双边贸易所用，贡使贸易也是宋夏之间合法贸易的一种惯常形式。西夏的输出物品有牛、半、驼、马、青盐等，宋的输出物品为帛、罗、绮等，其中茶为大宗输出产品。双方对于输出产品都有严格的控制，对于禁止私自输出的物品也有严格的规定。然而，“累戒河东、陕西请路经略司，禁止边民与西贼交市，颇闻禁令不行”。边民“肆意往来，所在无复禁止”。走私贸易在宋夏边境屡见不鲜，尤其是官商勾结，抑或是官员自己私自贩运，直至宋夏和谈，解除禁止榷场的规定。茶马贸易是宋夏经济的代表，它是双边对于自我商品缺少的认知和行为。而宋夏的和平共处、互相牵制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因素，它牵绊住了宋夏战争的脚步，从而维持稳定的现状。
——摘编自张帆《仁宗朝宋夏战争之下的茶马贸易》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城市经济显著发展的主要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仁宗时期宋夏贸易的变化，并简析宋夏贸易变化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