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期。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些贵族因为种种原因往往离弃宗国，避入他邦，重新入仕，加入到异姓大夫的行列中。不仅贵族、游士弃宗族而不顾，就是普通民众也开始试图离开宗族和家长，他们积聚私财，分家另过，逐渐形成不同于大家族的小家庭。春秋时期，人们对于人性问题的探讨尚未达到哲学的高度，孔子本人也很少谈到人性问题，战国时期，则出现了“性善”、“性恶”、“性无善恶”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冯雪俊、高锦花《论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觉醒》
材料二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的那种率直任性、清俊通脱、崇尚自然、超然物外而风流自赏的生活方式。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提到，魏晋时期是“人的觉醒”时期。而这种觉醒带来的是自由，是对个性的张扬，是对自我意识的突出。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吴玉娟《以“人的觉醒”为主线的阮籍玄学美学研》
材料三 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来到唐朝的各国使者、商人、教徒、艺人等络绎不绝，日本派遣的“遣唐使”就达13次。佛教盛行，景教、祆教也在唐朝得到尊重。外国人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唐朝入仕为官。据韩愈记载，“岭之南，其州七千……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并在长安、扬州等地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有“蕃坊”特区，发展为繁华商业区。
——摘编自李庆新《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觉醒”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时期“人的觉醒”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朝对外开放的特点。
材料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士”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入大转型、大分化、大动荡时期。宗法分封体制趋于瓦解，社会阶级构成也发生巨大变化，士阶层的人数因而大增。与此同时，王官之学散于百家，学术也不再垄断于“官方”，士阶层因拥有“知识”而逐渐掌握“话语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阶层。“士至于道”，以“道”自任，是士阶层的文化自觉。士人必须以人格独立为第一要义；对与道相违的人、事必然要批判，更要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士人对社会政治生活要高度关注并积极参与；为保证道的尊严，还必须高度注重自身精神修养。以身载道、人格独立等文化符号共同构筑了传统“士文化”的核心内容。
——摘编自高伟洁《“士至于道”与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一以春秋战国时期为核心的考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士”阶层崛起的原因。
(2)根据材料，概括传统“士文化”的核心内容。
材料一 孔子极力倡导仁人君子之道。从理想人格的意义讲，孔子所谓的仁人君子不仅应关切个人自我道德品格修养，具备忠信、孝悌、克己、礼让、好学、知勇、仁恕等诸美德，而且更应怀抱经世济民的情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林存光《孔子新论》
材料二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德经》
材料三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
——《韩非子》
(1)据材料一指出孔子心目中的“仁人君子”应具备怎样的品德？
(2)指出材料二、三中的老子、韩非子分别是哪一思想流派的代表。
(3)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时代背景。
材料清末，随着统治危机加深，清政府开始了选官制度的变革。1901年，清政府颁布《学堂选举鼓励章程》，规定：凡由学堂考试合格毕业生，均给予贡生、举人、进士出身；殿试后“酌加擢用，优予官阶”。1903年，清政府拟定《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对录用留学生的办法做了详细的规定。之后，学部确定每年八月为留学生考试月份，考试的结果分为三等，最优等者被给予进士出身，优等、中等者被给予举人出身。1905年，清廷又宣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1908年7月22日，为了规范咨议局职权和议员选举，清政府批准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及《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次年9月，又颁布了《资政院章程》，规定资政院议员分为钦定议员与民选议员，钦定议员主要由具备一定身份或者条件的人担任。尽管这些举措随着清王朝的灭亡最终停止，但却为后来的民主政治做了一些铺垫。
——摘编自许卓《试论清末选官制度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末选官制度改革的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清末选官制度改革。
材料王安石变法与他早期在浙东的施治经历多有关联。北宋时，浙东负山近海，河渠淤塞，深受海水倒灌与干旱之苦。当地民众常将田地质押给“豪右”，靠借高利贷维持生产。王安石到任后，深感当地生财无道，地方无可用之才，学校无教导之官，不利风教，遂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效显著。有诗赞曰：荆公（王安石）宰吾鄞，学校振士风。留心及水利，经游详记中。旱涝切民瘼，往返劳行踪。当时青苗法，实惠遍村农。
——摘编自岑华潮《王安石与浙东的崛起》
(1)据材料概括当时浙东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王安石变法所借鉴的浙东施治措施。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王安石在浙东的施政原则。
材料一 北宋建立后，相继灭掉南方的几个割据政权和北方的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统治者鉴于唐朝后期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历史教训，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维护政权稳定的措施。
材料二 宋朝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宰相职位由多人担任，同时还设置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列出北宋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朝制度的变化体现了什么趋势。
材料 国耻地理教育是近代新名词。1905年学部审定的《最新地理教科书》将失地、领事裁判权与国耻相联系，强调了失地丧权的严重危害，这是地理教材第一次引入“国耻” 概念。而“国耻地理”一词最早出现在1908年上海《浦东中学杂志》登载的《国耻地理记》。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要求学生在“实地观察”时必须运用地图，同时还要“填注暗射地图及习绘地图”,中华书局则立即在历史教材中添加国耻地图。1913年《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中插入历代沿革地图，昔日辽阔疆域与近代大幅沦丧形成强烈反差，极大 地渲染了民族屈辱。1915年，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请人演讲《国耻地理》,从“租界胶济湾”、“筑路权”和“采矿”展开，并谈及东南沿海与内蒙古要地，希望学生密切 关注海防、边防。20世纪20年代以后，有识之士还建议教育部应向民众普及国耻地理， 唤醒国民的国家意识。1924年有人将旅顺、大连纳入歌词之中；1936年版画家罗清桢创作的《准备武装收复失地图》,对“东北四省”“华北五省”和“外蒙”屈辱失地进行了刻画。国耻地理教育让各界逐渐意识到必须通过“牢不可破的团结”才能实现领土完整的 真正捍卫。受激励而走上救亡图存、雪耻复土道路的学生、民众不计其数。时至今日，丢藩失地、丧权失利等近代屈辱历史仍是警醒世人勿忘国耻、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摘编自熊斌《因应与强化：近代中国的国耻地理教育》
(1)据材料，指出近代中国国耻地理教育的内容并概括其特征。(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推动近代中国国耻地理教育不断发展的因素，分析 近代中国国耻地理教育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观有一个演变过程。前期更侧重于血缘上与周王室的亲疏，强调华夏诸国是同胞兄弟，夷狄是外族。到春秋中后期，“华夷之辨”在内涵上更专注于文化上的进步与落后，把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明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这样就形成了以文明与野蛮而不是以种族来区分华夷的观点。“华夷之辨”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并变成强大的精神力量，抵御相对落后的游猎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征服。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大国争霸战争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华夷的融合，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二 洋务运动打破了传统的“华夷之别”的世界观，承认“夷狄”却有许多比中国优越之处，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中国不能拘泥于祖宗之成法，而应循用西洋之法以求逐渐富强，否则中国永远处于落后挨打的地步。这种交易进化的历史观，朦胧地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洋溢着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
——章开沅、朱英《中国近代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华夷之辨”的发展变化，指出这种观念的积极作用。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派“华夷”世界观的新特点，举例说明洋务派基于这种新世界观所作的努力。
材料一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人都会有恻隐之心。统治者只需要顺从自己内心的恻隐之心，就能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使“民有恒产”，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孟子还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认为“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
材料二 西汉董仲舒的思想以“君权神授”为核心，认为人间的皇帝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人民服从皇帝就是服从天道，否则就是反对上天。他还大力宣扬“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宣扬“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五常”也是天的意志，天的安排。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段练《浅析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的主要不同》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孟子与董仲舒的思想主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战国到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 宋初，由朝廷临时任命主考官，改变知贡举一般多由礼部侍郎出任的做法，称权知贡举，为了分割其权，后又增设权同知贡举若干名，以后成为制度。宋太祖时，知贡举官虽然并不固定人选，但每当朝廷任命之后，并没有立即隔离，他们在主持考试之前仍有足够的时间接受请托或授受贿赂，因而往往发生徇私舞弊的现象，甚至引起落第士人的诉讼。据《宋史·选举志三》记载：“初立四门学，自八品至庶人子弟充学生，岁一试补。差一学官锁宿，弥封校其艺，疏名上闻而后给牒。”此举得到太宗皇帝的赞赏，“后遂为定制”。宋真宗时两次下诏，重申这项制度。为了加强对主考官的监督，又进一步规定，负责各类发解试的考官，也得与知贡举一例锁宿。锁宿制度规定：各级主考官员一经受命，立即和外界隔离，就是家人也一律不得见面，直到考试结束。其锁宿时间一般为一个月，若事情没有办完，就适当延长。
——摘编自崔勇、丁建军《宋朝科举考试制度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实行锁宿制度的原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实行锁宿制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