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管仲的军事改革，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把国都内的居民分为三部分，其中的一部分是“士”。让“士”居住在国都内是为了让士“就闲燕”-士兵从此脱离农业生产劳动，专门担负起武装作战的任务。管仲把内政组织赋予军事化意义。“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管仲改革“赋粟”，向农民直接征收粮食以养兵。此外制定了以兵赎罪的政策，作为军队兵器的来源之一。具体办法是，依据犯罪者罪行的轻重，用数额不等的兵甲赎罪。比如，“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鞼盾一戟。”根据文献记载，这个办法实施后，齐国“甲兵大足”。管仲的军事改革标志着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化，暴力与大众进一步分离和异化，并由此而奠定了集权国家的基础之一。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军事制度，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奠定的军事制度的延续和发展。
——摘编自张荣明《从管仲改革看中国古代军制的演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管仲军事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管仲军事改革的内容及影响。
材料一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恢复是中国打破遏制、走向世界舞台的重要一步。这表明，世界各国已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已经进入了国际社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大提高，在国际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为日后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奠定了政治基础。重返联合国后，中国一直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积极致力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推动联合国改革，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
——摘编自高秀清《在中国重返联合国历程中美日等国所实施的阻挠策略浅议》等
材料二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将坚定以维护核心利益为使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时积极发展伙伴关系，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同各国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使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广，新朋友越来越多，老朋友越来越铁。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贡献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充分发挥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摘编自高杨《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认识。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作为“上帝的使者”兼“文化大使”的耶稣会士，直接在中西双方架设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就来华的耶稣会士而言，当他们面对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国家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相对较强大的东方大国，而明智地认识到，唯有遵循“恪守中国的法度”礼俗，方能有在华立足安身的机遇。大量西书的传入，使得明末清初出现译书热潮，这些译著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吸纳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输入欧洲，儒家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对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影响极为深刻。入清以后，清帝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维护“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和“天朝上国”的地位，清廷竭力推崇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西学中源”观念。1837年后，为清廷效力的传教士遂告绝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遂归于漫长的沉寂。
—摘编自马骏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曾经派遣使团来到中国，以期达到通商的目的，而乾隆皇帝却拒绝了这一使团有关开商埠减课税的要求，理由是天朝物产丰盛，没有与他国通商的需要。回顾两者的社会背景，英国此时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然留在封建社会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的过程中，都在觐见皇帝之时发生冲突，即三跪九叩之礼。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廷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开始了解、接受西方文化，更全面地关注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等。这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
—摘编自赵君尧《鸦片战争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之际西学传入对中国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对西方文化态度的转变及原因。
材料
| 学者 | 出处 | 主要观点 |
| 苏仲湘 | 《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变化》 | 中国南部通往印度的通道出现的时间，早于从中国西北部通往国外通道出现的时间 |
| 伍加伧、 江玉祥 | 《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 | 西南丝绸之路是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古国最早的联系纽带，战国时四川的丝绸就是通过这条道路传到印度的 |
| 胡绍华 | 《西南丝绸之路》 | 在我国西北丝绸之路形成前的两个多世纪内，西南地区就出现了一条国际交通大道……这是我国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的最古老道路 |
| 陈茜 | 《川滇缅印古道初考》 | 西南丝绸之路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开通；二千多年来一直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一条重要国际交通线，虽然没有特别大的发展，但却从未长期间断过 |
——摘编自梁州《十多年来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综述》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西南丝绸之路发展的条件。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西南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
材料
| 时间 | 日本轮船运输业在华发展概况 |
| 1875年 | 一家邮轮公司开通了每周一次的上海航线。这是该公司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也是面对中国的第一条航线。 |
| 1896年 | 日商通过设立在上海的大东新利洋行开拓了环绕上海、苏州、杭州的三角内河航线。 |
| 1902年 | 大阪商船公司开通了从大阪出发，途经上海，抵达中国内陆地区的汉口、杭州的航线。接着，湖南轮船公司成立，航线是从汉口出发的，过湘江抵达长沙。 |
| 1907年 | 新成立的日清轮船公司吸收了大东轮船公司，湖南轮船公司、大阪商船公司（长江航线）、日本邮轮公司（长江航线）运管至1945年。 |
| 1937年8月1日 | 日清轮船公司关闭了大部分在华办事处，天津办事处仍保留原样。 |
——摘编自[日]松浦章《近代中国与日本的轮船公司》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日本轮船公司在华得以运行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日本轮船公司在华运行对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史上， 出现了几个被人津津乐道的“治世”“盛世”时期，如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清“康乾盛世”等等。三个典型的“治世”“盛世”时期，统治者都能从前代汲取教训，居安思危，关注民生，克勤克俭，以德义感化百姓;在治理上为官择人，注重吏治，改革法制，减轻刑律，缓和矛盾，取信于民，从而有助于良好社会环境的形成;在“治世”“盛世”的初期，生产都不是高度的发展，统治阶级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如解放奴婢，驱民归农，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摘编自裘斌 《中国古代 “治世”与“盛世” 成因探析》
材料二 康乾时期， 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在盛世“光环”之下，我们应该看到康乾盛世的另一面。权力不受监督，就容易滋生贪腐。和珅、王皇望都是这一时期巨贪的代表。经济发展区域不均衡，人口资源环境危机显现，粮食供应问题越来越严重。1796 年至1804年，川楚陕甘豫五省白莲教起义，清政府花费了!亿2000万两白银才将其平定下去。随着闲关镇国思想和重农抑商政策越来越深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越来越枯竭，而同期的英国工业革命正轰轰烈、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消彼长，清王朝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不可避免地减弱了。
——摘编自唐博 《深度探秘:康乾盛世的AB面》
(1)根据材料- -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治世”“ 盛世"出现的共同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康乾盛世”背后隐藏着何种危机。
材料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士”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入大转型、大分化、大动荡时期。宗法分封体制趋于瓦解，社会阶级构成也发生巨大变化，士阶层的人数因而大增。与此同时，王官之学散于百家，学术也不再垄断于“官方”，士阶层因拥有“知识”而逐渐掌握“话语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阶层。“士至于道”，以“道”自任，是士阶层的文化自觉。士人必须以人格独立为第一要义；对与道相违的人、事必然要批判，更要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士人对社会政治生活要高度关注并积极参与；为保证道的尊严，还必须高度注重自身精神修养。以身载道、人格独立等文化符号共同构筑了传统“士文化”的核心内容。
——摘编自高伟洁《“士至于道”与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一以春秋战国时期为核心的考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士”阶层崛起的原因。
(2)根据材料，概括传统“士文化”的核心内容。
材料王安石变法与他早期在浙东的施治经历多有关联。北宋时，浙东负山近海，河渠淤塞，深受海水倒灌与干旱之苦。当地民众常将田地质押给“豪右”，靠借高利贷维持生产。王安石到任后，深感当地生财无道，地方无可用之才，学校无教导之官，不利风教，遂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效显著。有诗赞曰：荆公（王安石）宰吾鄞，学校振士风。留心及水利，经游详记中。旱涝切民瘼，往返劳行踪。当时青苗法，实惠遍村农。
——摘编自岑华潮《王安石与浙东的崛起》
(1)据材料概括当时浙东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王安石变法所借鉴的浙东施治措施。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王安石在浙东的施政原则。
材料 国耻地理教育是近代新名词。1905年学部审定的《最新地理教科书》将失地、领事裁判权与国耻相联系，强调了失地丧权的严重危害，这是地理教材第一次引入“国耻” 概念。而“国耻地理”一词最早出现在1908年上海《浦东中学杂志》登载的《国耻地理记》。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要求学生在“实地观察”时必须运用地图，同时还要“填注暗射地图及习绘地图”,中华书局则立即在历史教材中添加国耻地图。1913年《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中插入历代沿革地图，昔日辽阔疆域与近代大幅沦丧形成强烈反差，极大 地渲染了民族屈辱。1915年，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请人演讲《国耻地理》,从“租界胶济湾”、“筑路权”和“采矿”展开，并谈及东南沿海与内蒙古要地，希望学生密切 关注海防、边防。20世纪20年代以后，有识之士还建议教育部应向民众普及国耻地理， 唤醒国民的国家意识。1924年有人将旅顺、大连纳入歌词之中；1936年版画家罗清桢创作的《准备武装收复失地图》,对“东北四省”“华北五省”和“外蒙”屈辱失地进行了刻画。国耻地理教育让各界逐渐意识到必须通过“牢不可破的团结”才能实现领土完整的 真正捍卫。受激励而走上救亡图存、雪耻复土道路的学生、民众不计其数。时至今日，丢藩失地、丧权失利等近代屈辱历史仍是警醒世人勿忘国耻、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摘编自熊斌《因应与强化：近代中国的国耻地理教育》
(1)据材料，指出近代中国国耻地理教育的内容并概括其特征。(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推动近代中国国耻地理教育不断发展的因素，分析 近代中国国耻地理教育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观有一个演变过程。前期更侧重于血缘上与周王室的亲疏，强调华夏诸国是同胞兄弟，夷狄是外族。到春秋中后期，“华夷之辨”在内涵上更专注于文化上的进步与落后，把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明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这样就形成了以文明与野蛮而不是以种族来区分华夷的观点。“华夷之辨”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并变成强大的精神力量，抵御相对落后的游猎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征服。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大国争霸战争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华夷的融合，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二 洋务运动打破了传统的“华夷之别”的世界观，承认“夷狄”却有许多比中国优越之处，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中国不能拘泥于祖宗之成法，而应循用西洋之法以求逐渐富强，否则中国永远处于落后挨打的地步。这种交易进化的历史观，朦胧地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洋溢着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
——章开沅、朱英《中国近代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华夷之辨”的发展变化，指出这种观念的积极作用。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派“华夷”世界观的新特点，举例说明洋务派基于这种新世界观所作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