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变法开始后，光绪帝发布多道上谕，扶植、鼓励官绅士民创办报刊，并提出鼓励中国民族报业发展的政策。维新派开创了新的报刊政论文体。这种文体半白半文，平实易懂，笔锋感情色彩浓郁，出现了一些既有时效性，又具体生动的新闻报道，新闻报道中央带评论，有时还夹以口语和外来语，尽量贴近读者的阅读。维新派的报刊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颂扬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思想，介绍进化论学说，对陈腐的封建思想进行批判，开展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教育。维新派的报刊始终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强调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推动了民族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
——摘编自瞿小纯《从中国新闻报刊史看其时代特征》
材料二 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立即废止了前清新闻旧法令——《大清报律》，并通过立法手段建立起与西方先进国家接轨的自由新闻体制，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在辛亥革命进行时和中华民国成立后，取得胜利的革命党人立刻在其控制的地区，按照言论出版自由的理念，建立起自由新闻体制。据统计，武昌起义后的半年时间里，全国的报纸由十年前的 100 多种，猛增至近500 种，总销售数量达4200 万份，这两个数字都突破了历史的最高纪录。在这些报刊中，数量最多、发展最快的是政党报纸。
—摘编自杨师群《中国新闻传播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维新派办报的特点及历史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民国初年报刊业蓬勃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东北地区借助较早解放以及经济基础较好的优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占有突出的经济地位。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东北地区不仅工业快速发展，而且以资源开发形成新的产业优势，并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全国领先地位。改革开放后的东北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拐点。其经济优势逐步丧失，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对减缓。1978年至2017年，东北三省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1%，而同期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5%。到2017年，东北经济规模占全国总规模的比重降到6.7%，这表明东北地区变成了一个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
—摘编自乔榛、路兴隆《新中国70年东北经济发展：回顾与思考》
材料二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吉林时指出，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增强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要抓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机遇；要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要贯彻落实好新时代的组织路线。
—摘编自段炼《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东北振兴重要论述的理论创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逐渐失去发展优势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实现东北振兴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传统儒学中以“克已复礼”思想为代表的礼制思想对于协调社会关系、维持封建政权稳定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北洋军阀深谙传统儒学的作用，因此，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尊孔复古”逆潮。如：1913年袁世凯下令尊孔；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理由是维护儒家的纲纪；黎元洪在1922年复任总统时发表的通电中指出，中国之所以乱七八糟，正是因为“下放其上……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1927年张作霖下令定礼制，次年祭孔。北洋军阀集团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有意识地利用封建儒家文化，构建起诸如吴佩孚的“内圣为体，外王为用”的治国理念。
——摘编自刘威张泽坤《论传统儒家文化对北洋军阀的影响》
材料二 1986年，当代学者李泽厚在《走向未来》杂志创刊号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这是当时对新文化运动所能达到的“最为漂亮”的回答，自此“启蒙与救亡”即成为支配性的阐释范式，延绵至今。
——摘编自吴宝林《如何超越“辉格史”：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百年评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洋军阀政府对待传统儒学的态度及其意图。(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
材料一 传统农具的定型和配套基本是在宋代完成的，以常用的犁为例，人们在其工作部位安装了“裂（chi）刀”，它能够确保以锋利的裂刀开垦土地，从而使大量荒地开垦，耕地面积扩大。在农本思想的支配下，赵宋王朝大力鼓励甚至组织农户开垦荒地，“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而且宋代的客户已经被视为与主户一样的国家编户齐民，“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他们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具有迁徙和退佃的自由。客户与地主之间是以租佃契约方式暂时结合起来的经济关系。到了宋代，城市结构突破了坊市的限制，商品交易再也没有时间、地域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整个城市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材料二 宋代政府常常通过禁榷专卖制度和货币经济的手段刺激经济发展，如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就试图通过货币借贷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宋代，由地方精英和政府共同倡导的公共组织不断渗透到经济领域，朱熹在地方推行由民间组织的社仓，以及义役、书院、宗族组织等。这些公共组织在从事公益事业的同时，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支撑，需要经营某些产业或田产，从而形成公共经济，故族产在宋代以来的公共经济中也就占据主要的地位。宋代民营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宋代一些重要行业，如纺织业、制瓷业等，民营规模都超过了官营，在国家专营的冶炼、酿酒等行业中，有的就由民间承包经营，其中已经有很大部分的民营经济成分。
——摘编自王一胜《宋代经济的现代韵味》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经济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并谈谈宋代经济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运用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发展。舂秋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一统政治格局由“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政治格局所代替，新贵族不满足于经济力量的增加，谋求更多的政治权力。私学的兴起以及文化典籍流落民间，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士作为一种新阶层的出现加速了这一进程。新兴地主阶级利用诸子之学为其政治目标服务，谋求特定利益。这一时期，中原华夏民族与四周夷、戎、狄、蛮不断争战，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趋同，这就为文化的多样性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胡林涵《浅谈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繁荣的机制》
材料二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城，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对外开放。随着国门的打开，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国的文化、物产、科技、工艺等沿着这条大道不断地传到了中亚、西亚乃至更远的欧洲。正如史籍所载：“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到了唐代，更进入到“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在长安，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通过海陆两途，中国的丝绸、瓷器、金银器、火药等物品及造纸、炼铜等技术，都相继传播到东亚、中亚、西亚及欧洲。其中“遣唐使”是将中国唐朝文化向外传播中的一支独特的队伍，他们除了完成官方的外交使命外，随团成员还有许多留学生、学问僧以及医生、工匠等，他们都带着任务来学习盛唐文化。日本大化改新，以唐朝的政治制度和律令制度为样板，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出现了“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的新气象。
——摘编自武斌《汉唐：中华文化的魔力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化繁荣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时期中华文化的特点及对世界的影响。
材料一：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内外交困的晚清政府，“家国同构”“家天下”都是封建王朝中君主、民众共同认可的国家观念。梁启超引进了西方现代国家学说，他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应该有统一的地域、民族、政府和政治法律制度，并在各方面维持其主权的完整独立。而所谓国家思想“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与具体革命目标的变化密切相关，在革命认识与实践中，孙中山由最初的具有排满色彩的“汉族的民族主义”主张，逐步走向“中华民族主义”的民族主张。“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中华民族”和“中国”概念的进一步宣传与发展，激起每个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意识。在中国社会从封建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中国开始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道路。
——摘编自金素端《近代中国国家和民族认同图式的历史审视》
材料二：根据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特性，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具备现代形态的民族国家就必须要达到以下标准：第一，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需要对“中华民族”产生认同感，认定自己不仅仅属于某个民族(种族）,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第二，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要享有公民的权利，国家是属于人民的；第三，中国政府对内要享有最高的主权权威，对外要有独立的主权。这些特征的具备需要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构建过程中，要获得民族性，就需要进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建设；要获得公民性，就需要进行民主建设；要获得主权性，就需要取得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在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具体实践任务是不同的，是相互盘杂的。
——摘编自承凤凤《中国共产党与现代新型民族国家构建研究(1921—1949）》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前期中国国家民族认同出现的原因，并分析其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主要实践，并归纳其成功经验。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以来中国构建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秦始皇认为周朝采用的封建制，致使地方方国或封国权力过大，中央政权无法对其有效 控制，最终采用了郡县二级制的治国方式。西汉初期，刘邦吸收周代的封建制和秦朝二级制 的优缺点，形成西汉特有的既有封国存在，又采用了二级制地方行政层级的体制。到了东汉 末年，原来只是虚设的州演变成一级行政机构，三级制的地方行政层级体制就此形成。隋朝 对南北朝时期地方行政层级体制的混乱局面进行了有效治理，主要做法是撤郡、并省州县， 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二级制地方行政层级体制。唐朝进一步对州县进行合并，同时，设立 “道”来划分监察官员的巡察区域。唐后期为了边防军事需要设立方镇（亦称藩镇），道与方 镇逐渐融合，演变成了一级行政机构。于是，地方行政层级体制从原来的二级制变成三 级制。
——摘编自宋学文《中国地方行政层级体制的历史嬗变规律辨析》
材料二宋太宗吸取唐朝失败教训，“杯酒释兵权”，对节度使“收其支郡，夺其兵权，制其钱谷”， 不许地方州郡一级长官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并派文官担任州郡长官。又以天下土地 形势，根据交通线设置路作为地方最高一级政权，路分置经略安抚司、运转使司、提点刑狱 司、提举常平司，分别掌管地方的军、政、刑、财，这四司互不统属，都直接对皇帝负责。同时，“始置诸州通判”，“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对于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而言，行政层级少，则管理幅度大，容易失控；行政层级多，则管理链条长，效率低下。因而，地方行政层级不可过多，也不可过少，存在一个可容忍的变动区间。地方行政制度的这种内在要求，接纳中央集权演变而来的新的高层政区，必须使原有的高层政区级别逐层下降，或取消，以保持地方行政层级的相对平衡。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史，县作为地方行政层级的基层政区，是相对稳定的。县以上地方行政层级，受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博弈往往处于震荡变动之中。
——摘编自成军《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层级嬗变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至唐地方行政层级演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的主要措施。综合上述材料，说明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层级变迁的规律。
材料一 我国对月的崇拜在原始社会中就存在，西周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祭月之礼，后历朝历代因之。人们通过观测月亮的圆缺变化周期，逐渐形成了日、月等时间观念，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了历法，称为阴历或太阴历。人们对月亮还充满各种想象，建构了月宫、嫦娥、玉兔、桂树等神话形象，用以寄托长寿、团圆等美好的期盼。
——摘编自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等
材料二 明末清初，徐光启等编撰的《崇祯历书》和康熙皇帝召集学者编订的《历象考成》均吸纳了西方有关月亮的科学知识。民国时期，天文学家陈遵妫撰写的《天文学概论》详述了月地距离、月球大小、质量等内容。这一时期，教科书、大众期刊、学生丛书等也纷纷介绍月亮知识。
2004年，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启动探月工程。2013年，“嫦娥三号”着陆器和“玉兔号”月球车登上月球，国人真切地见到了月亮的“庐山真面目”2020年，“嫦娥五号”返回器带回了月球样品，科学家对此进行研究，深化了人们对月亮的认知。
——摘编自谭丹《西学与近代国人的月亮新知》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人们对月亮的认知。(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以来国人对月亮认知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爱国主义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