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法制文明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夏商周时期，统治者已使用法律来治理国家。秦汉时期，律成为统一法典的主要形式。西汉时期形成的汉律，沿用近400年。隋初，《开皇律》废除了前代刑罚中的鞭刑、枭首等“苛惨之法”。在继承汉魏以来法制经验基础上，唐高宗永徽年间撰成《唐律疏议》，成为中华法系确立的标志。它明确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思想，规定刑罚定罪，不以小过而滥行诛杀，其用刑在教人以善；法律体系包括律、令、格、式，内容涉及职制、户婚、贼盗、斗讼等各方面，而对涉及民间田土钱债的民事行为视为细事。唐之后，历代律典多以唐律为蓝本。中华法系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

——摘编自夏锦文《中华法制文明具有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等

材料二   1902年，清廷设立修订法律馆，着手编纂近代法典。从1904年至1911年，在沈家本等人的主持下，以“折中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代相沿之礼教民情”为宗旨，初步制定了数十部法律文本，包括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商法等多部法律。刑律的修订，抛弃了旧律“诸法合体”的编纂形式，采用了一些近代西方的刑罚原则、刑法制度和理论，如正当防卫、罪刑法定、缓刑制度。其中对于犯“十恶”等罪的规定仍被保留下来。同时，清政府开始法政官制的改革，规定大理院“专掌审判”，不受行政衙门干涉。1902年开始的修律与司法改革，遭到不少礼教派官员的强烈反对，最终在革命的枪声中被终止。

——摘编自严泉《晚清中国——告别“万历十五年”式的传统儒家道德治国》

材料一   1901年到1911年，被称之为中国的“日本教学的时代”。这期间留日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形成了“留日潮”；日本也是晚清作为教育制度改革的参照，清末新政中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制定过程体现最为明显：日本教习和顾问大量出现和存在。晚清教育改革过程中日本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日本成为晚清教育改革的重要参照，并不是因为日本自身教育的发达…“日本学习欧美，故其强同于欧美。吾若学习欧美如日本，则其强亦必如日本然”。

——摘编自许宪国《日本对晚清教育改革的影响分析》

材料二   党在东北解放区针对教育工作，实行了先抓中等教育，优先培养干部；改革旧的教育制度、肃清旧观念，用新的教育思想培养新人；发展初等教育：开展冬学运动，提高全民素质；规范高等教育，培养高级专业人才，为建设发展助力等措施。1946年，党还在东北成立了教材编审委员会，确定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摘编自李元峰《党在东北解放区教育工作的几个特点》

材料一   冰嬉，亦称冰戏、冰技，是指萌芽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冬季生产生活实践，形成于明末清初的传统冰上娱乐形式，其中包含多个运动项目。冰嬉中包含的“跑冰戏”和“蹴鞠之戏”等项目，早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的后金宫廷就开始流行，后来成为清代宫廷冰上娱乐活动的泛称。

入主中原的清朝主政者，将北方民族传统冰上活动与流传两千多年的宫廷百戏相结合，创造了冰嬉盛典，并写入清代的典志体史书之中。从此开始，冰嬉成为清代礼乐制度中的重要庆典活动，由传统冰上娱乐活动转变为王朝国家超越民族、超越地域、超越时空的宫廷盛典。

材料二   乾隆十年（1745），冰嬉被乾隆皇帝钦定为“国俗”。

“国俗”是认同清王朝“天下”的子民共同保持的风俗习惯，也是区分清王朝与异城外邦最具有标志性、符号性、象征性的特征。

在康乾盛世末期的乾隆朝，国家危机逐渐凸显，冰嬉于是作为国家复振的文化资源，成为强化文化认同的国家庆典。乾隆朝将冰嬉盛典完美地融入清代礼乐制度，体现了王朝国家从自身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并将具有“自我文化认同”价值的因素融入国家典礼的过程。王朝国家对生民共同心理素质的塑造，悄然成为清王朝凝聚人心的内在动力。

材料一   冯友兰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说：“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地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而《春秋公羊传》记载了儒家论述“夷夏互变”的大量历史案例。可见，是夷狄还是华夏依据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化而转移，正如韩愈在评价《春秋》时所说的一样：“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正是这种依文化辨华夷的观念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能够通过文化学习相互融合、凝聚。

——摘编自张刚《中国古代民族观与中华民族凝聚》

材料二   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认同意识做了具体反映，《史记》的“十二本纪”分别记述了五帝、夏、商、周、秦国、秦朝、项羽、刘邦、吕后、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由此构建起了华夏民族的政治统绪。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政权普遍认可《史记》编排的这一政治统绪。《晋书》中的《刘元海载记》记述了匈奴人刘渊认同自己为刘汉后裔，所建政权以“汉”为号。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政权总体来说都非常重视汲取汉族先进文明制度，统治者都非常热心儒学，如北魏孝文帝就以汉化改革著称，对儒家道统极为认同，自觉捍卫华夏道统。

——摘编自汪高鑫《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材料一

关于自画像，《后汉书》中就有相关记载，但遗留下来的画迹极少。现存最早的自画像则是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此画是以描绘具体事件为主的群像画。元代赵孟頫《自写小像图页》通过环境来烘托气氛表达主观感受的做法，在后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明代波臣派曾鲸在继承粉彩染传统技法的同时，汲取西洋画的某些手法，形成立体感强的独特画法。大多数画家的立意构思都将“我”的因素融进大自然，用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这和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观念不无关系。

——摘编自刘爽《中国自画像的演变》等

材料二

中国古代女性在画作中对自我的表达极其有限，其写真附着于男权话语的审美观念，处于“被观看”的境遇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中国各地纷纷开办女校，中国第一批接受现代美术科班教育的女性诞生。民国时期学习西洋美术，训练学生人物写生，自画像成为了当时女性表达自我、书写个人精神的一种图式。在近代女画家谱系中，郁风是以女杰形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郁风是三四十年代活跃于抗战救亡宣传战线上的战士，其自画像《风》通过对面部表情的细致刻画使人物富有冲击力和紧张感，表达了处于民族危机中画家本人所蕴含的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

——摘编自彭哲敏《近代中国女性自画像的形象建构与自我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