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四像砖、画像石是贵族官僚营建墓室的装饰品，西汉中期到东汉晚期是画像砖的繁荣期。画像砖、画像石分布的地区很广。从现已发掘的情况看，以黄河下游为中心，北到北京，南到云南，东到山东，西到四川雅安。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出土汉画像砖、画像石有数万之巨。画像砖、画像石画面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表现墓主身份和经历的车骑出行、属吏、谒见、幕府、尊贤敬老、讲学传经等；墓主庄园、手工作坊的劳动景况；墓主日常生活方面等；表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民俗的场景，表现商业集市活动的情况。其它还有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祥瑞事物等。

汉代广泛使用铁制工具．创造并推广了“耦犁”，使粮食亩产成倍增长。可是在史籍上关于“耦犁”的记载只有“二牛三人”四字。陕西米脂东汉画像石“牛耕图”中，再现了这种二牛抬杠式的耕作方法，使今人对“耦犁”一目了然。

——摘编自《论汉代画像砖（石）文献的史料价值》等

材料二   汉代农耕画像石的生产呈现出地域化的特点，每个地区的农耕图像又具有模式化的生产特点，这种模式化主要体现在画像石农耕题材“母本”的相同，农耕图所依附的建筑构件载体相同。相比于鲁、苏两地，陕北出土的汉画像农耕图模式化特征最为明显。……汉画像农耕图无意于展现汉代农耕、纺织技术，更谈不上传播汉代农耕、纺织等生产技术，而是画像石生产者(主要代替孝子)通过一系列象征性、符号化的农耕、纺织图像，来满足逝者在彼世的衣食需求，从而达到所谓的孝道，并祈求子孙后代能够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摘编自解树明《汉代农耕画像石模式化生产与意义表达》

材料一   摩邻国在秋萨罗国（今耶路撒冷）西南，渡太（通‘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毒）痈（皮肤或皮下组织化脓性炎症）特甚诸国。

——摘编自【唐】杜环《经行记》

材料二   东非宋朝钱币出土统计表（单位：枚）

——根据马文宽《非洲出土的中国钱币及其意义》编制

材料三   1413年，郑和访问了“去中国绝远”的“麻林国”（今肯尼亚马林迪），1415年，“麻林遣使附船来中国贡献麒麟（长颈鹿）”，引起轰动。永乐帝（明成祖朱棣）极为喜悦亲往奉天门主持欢迎仪式，接受“麻林国及诸番国进麒麟、天马、神鹿等物”，并允许其在明朝境内交易。

——摘编自《明史·成祖本纪》

材料一   安徽考古成就（部分）表

——摘编自杨立新《安徽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索》

材料二   二重证据法由王国维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处于20世纪初年，甲骨文、汉简等重要发现为他提供了新的史料凭借，西方近代学术的相继传入，尤其是19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学者重视考古材料的运用，以及“审查史料”即强调对于历史文献应以审慎态度究明其来历、考辨其真伪然后作出正确分析的观念和方法，给予他以深刻的启发。他以此与所熟悉的中国传统历史考证学的优良方法互相结合起来，遂能在治史观念和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