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伴随着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中原水利技术首先在汉军的军事要塞以及随后的屯田点被引入。《水经注》记述了敦煌人索劢率领酒泉、敦煌兵士千人到楼兰屯田，兴修水利的事迹：“敦煌索劢，字彦义，有才略……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横断注滨河（注：筑坝断河）。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陵冒堤。……劢躬祷祀，水犹未减，乃列阵被杖，鼓噪讙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

材料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于1964年对米兰绿洲行进勘查规划中发现了米兰（西域楼兰古国）汉代水利工程遗址。自米兰河故道发现了古城堡干渠，进而追踪发现7条大型支渠，均匀地分布和控制着整个古城地区。干渠全长8.5公里，渠身一般宽10~20米，渠高3~10米。支渠总长28.4公里，渠身一般口宽3~5米，渠高2~4米。渠槽微成洼曲，小的斗、农、毛渠面积，阡陌纵横，密布于各支渠间的灌溉面积上。估计古城灌区控制面积达4.5万亩，其中曾经从事于农耕的土地约1.7万亩。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郑晓云《汉代中原水利的西传与民族融合》

历史与漫画：张乐平笔下的三毛

材料一   图1为1935—1937年早期的三毛作品之一《爱国未遂》。三毛见宣传画上老虎吞下中国版图，号召孩子打虎，却被警察关进笼子，笼子上书“捣乱分子，特此示众”。图2为1946年《三毛从军记》系列作品中的最后一幅。胜利后的三毛在阵亡将士墓地中，墓地的道路呈现代表胜利的“V”字形。

材料二   当长沙吃紧的时候，宣传队发动对敌宣传，绘制巨大醒目的壁画和日文标语。后来敌人艺术宣传队看到这些画，（日军宣传人员）有若干人被激发了天良而放下画笔黯然回国。由长沙撤退时，国民政府全然不顾宣传队的死活，宣传队只得抛弃了私人物件，背负画稿材料，由田汉先生率领步行撤退。经湘潭到衡山，悲惨情形，莫可言状。这时候的衡阳，因受长沙大火（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以“焦土抗战”为名火烧长沙，发生于1938年11月12日）的影响，人心浮动，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宣传队抵达的第一天就连夜赶制画稿，于第二天开出展览会，以淡静的工作来安定浮动的人心，收效是极大的。

——摘编自张乐平《我的漫画生活张乐平》

材料   传统史籍不会刻意留存某些个体生命的生活痕迹，作为地下文物的墓志则寄托了生人对逝者的哀思。墓志常以固定格式记述墓主人的出身、经历、仕宦或家庭生活等内容，末尾以铭文对墓主人的一生进行概括，故又称“墓志铭”。唐朝开放包容，各族人士寓居中土，甚至终老华夏，他们的墓志书写透露出这一时代背景下的真实细节。

——摘编自蒋爱花《四海同风；墓志所见唐代的民族交流融合》

材料一   四像砖、画像石是贵族官僚营建墓室的装饰品，西汉中期到东汉晚期是画像砖的繁荣期。画像砖、画像石分布的地区很广。从现已发掘的情况看，以黄河下游为中心，北到北京，南到云南，东到山东，西到四川雅安。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出土汉画像砖、画像石有数万之巨。画像砖、画像石画面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表现墓主身份和经历的车骑出行、属吏、谒见、幕府、尊贤敬老、讲学传经等；墓主庄园、手工作坊的劳动景况；墓主日常生活方面等；表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民俗的场景，表现商业集市活动的情况。其它还有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祥瑞事物等。

汉代广泛使用铁制工具．创造并推广了“耦犁”，使粮食亩产成倍增长。可是在史籍上关于“耦犁”的记载只有“二牛三人”四字。陕西米脂东汉画像石“牛耕图”中，再现了这种二牛抬杠式的耕作方法，使今人对“耦犁”一目了然。

——摘编自《论汉代画像砖（石）文献的史料价值》等

材料二   汉代农耕画像石的生产呈现出地域化的特点，每个地区的农耕图像又具有模式化的生产特点，这种模式化主要体现在画像石农耕题材“母本”的相同，农耕图所依附的建筑构件载体相同。相比于鲁、苏两地，陕北出土的汉画像农耕图模式化特征最为明显。……汉画像农耕图无意于展现汉代农耕、纺织技术，更谈不上传播汉代农耕、纺织等生产技术，而是画像石生产者(主要代替孝子)通过一系列象征性、符号化的农耕、纺织图像，来满足逝者在彼世的衣食需求，从而达到所谓的孝道，并祈求子孙后代能够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摘编自解树明《汉代农耕画像石模式化生产与意义表达》

材料   王宗沐，字新甫，别号敬所，浙江临海人，为官近40年，官至刑部左侍郎，晚明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如表是王宗沐为政期间的部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