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关于经济问题的广泛讨论，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各学派都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足食与藏富于民，并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荀子提出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礼义为富强之本的主张。
——摘编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二：先秦之时，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甚少。汉武帝时，商贾虽可乘车，但所征税倍于常人，又以商人为主要对象征收财产税；将煮盐、冶铁视为国营事业，导致铁器物劣价昂，盐价亦高，且强迫人民购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民负担。公元前81年，昭帝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但这些经济统制措施，仍基本延续下去。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材料二，指出春秋战国时期与汉武帝时期的经济主张的不同。(2)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春秋战国时期与汉武帝时期经济主张提出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赢政建立统一国家后，把战国时期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加以系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主要由三个环节构成。一是建立国家元首制度，称“皇帝”。二是成立中央政府机构……以协助皇帝领导全国军政事务。三是建立地方行政制度。此制的实行开创了此后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斟二唐朝边疆地区有突厥、回纥、吐蕃、南诏、渤海等地方政权。唐朝政府与它们保持着密切联系。……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入藏，唐蕃之间还数次会盟。南诏的13个王中有10人经唐朝加封，南诏王曾多次遣子弟入唐学习。……唐朝的边疆管理机构主要是大都护府、都督府、羁縻州……都督府都督、羁縻州刺史由各民族首领担任，由大都护府直接管辖，上统于中央政府。(1)依据材料一，概括指出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三个主要环节。秦朝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有何积极影响？
(2)依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唐朝与边疆各民族进行交往、交融、交流的主要方式。结合所学知识，阐述唐朝民族政策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三国和两晋时期，北方的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开始内迁到黄河流域……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彼此征战，人民被屠杀，牛马被掠夺，城市化为废墟， 田地大量荒芜，为躲避战乱，大批北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形成第一次南迁的浪潮。
材料二 魏晋以来， 内迁的各族与当地的汉人错居杂处，开始过定居生活，他们不断向汉族人民学习……民族隔阂不断消解，民族关系趋于和缓，到北朝后期，我国北方出现了各民族的大交融。
材料三 三国鼎立时期，魏、蜀、吴都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这种局部统一较之东汉末年众多军阀割据混战的状况前进了一步，也为后来的全国统一准备了条件。各国都重视发展生产，整顿政治，增强国力，促进了局部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魏、蜀、吴三国还重视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大交融。
(1)根据材料一， 指出“大批北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 形成第一次南迁的浪潮”的主要原因。这一现象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什么?(2)根据材料二，概括魏晋时期的社会现象。
(3)根据材料三，概括三国鼎立局面形成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材料一 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1)据材料一，比较唐朝中后期与宋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不同，并指出各自产生的后果。
(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元代行省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行省制度形成的积极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指出中国古代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应采取的策略是什么？
材料一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
材料二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1923年6月）
材料三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9月）
(1)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指出，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什么转变？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上述转变产生的原因。
(2)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上述转变取得的直接成果，这一成果产生了哪些积极影响？
(3)结合材料三和所学知识回答，从国民革命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获得哪些发展？
材料一 自今以来，香港岛割与英国……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 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
——中英《南京条约》（1842 年 8 月 29 日）
材料二 日本获得军费赔偿白银二亿两……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 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
——中日《马关条约》（1895 年 4 月 17 日）
材料三 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由诸国分 应主办……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各省督抚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 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即弹压 惩办。
——《辛丑条约》（1901 年 9 月 7 日）
(1)依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个条约内容的异同。
(2)依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签订后，给中国带 来的危害。综合上述材料，概括列强侵华呈现的发展趋势？
材料一直到唐前期，粟仍然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其次是麦。……从唐中叶起，由于北人南迁……以及耕作技术的进步等，水稻在全国粮食生产中开始占了首位，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重心的南移。……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益州号称“州之瑰宝”，和扬州地区并称为“扬一益二”，居全国首位。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传入中国，提高了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使许多耕地可改种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在松江府，妇女们“晨抱绵纱入市，易木棉花以归，机籽轧轧，有通宵不寐者”，催生枫泾镇成为棉纺业专业市镇。随着工商业市镇的勃兴，由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构成的市民阶层形成，明代阶级结构发生新变化。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1)根据材料一，指出唐朝主要粮食生产的重大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朝中后期农业发展的表现。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分别简析唐朝中后期和明朝中后期农业发展的不同影响。
材料一 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举后直接授官，充分适应了君子贤人任官以“轨德立化”的思想。自东汉光武帝始，察举实施中“授试以职”，举主对秀才、孝廉先委以一定职务，以此检验其是否“便习官事”，合格者方举至中央。顺帝阳嘉元年考试经术笺奏，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环节，构成了察举制向科举制演进的初阶。
——摘编自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材料二 唐代科举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允许自由报考，当时的取土原则兼顾着士子的平日才学和科场表现，若仅就规则而言，尚不周严。为杜绝舞弊，自宋真宗朝始，各级考试的试卷一律“封弥”、“善录”，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也实行初考、复考、详定三级评定制度。在宋代，科举入仕者逐渐增多，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核心力量。赵宋统治者鼓励敞开言路，士大夫们在处理各类国家事务之际亦敢于负责而直抒己见。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唐代朝廷经常派遣监察官员或特使巡行各地，在视察地方政治的同时，监督校核官员课绩。宋代地方监司既管监察，又掌考课。宋代中央监察部门以整肃吏治为己任，也时常过问官员的善恶、能否。宋廷考察地方官吏时并不专一倚重地方监司，而经常是通过监司、御史台各自系统独立检举、相互核查。
——摘编自邓小南《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
(1)据材料一，概括西汉察举制的选官原则及东汉察举制的发展表现。
(2)据材料二，归纳唐宋时期科举制的发展趋势，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科举制的积极意义。
(3)据材料三，概括唐宋时期官员考察制度的特点。
材料一 “中华民族”观念最早是梁启超1902年提出的。梁启超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
——摘自郑大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
材料二 1925年夏，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声称：“我们要复兴中国民族，先要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力，要有了这一个自信力，才能够辨别是非，才能认清国家和民族的利害，才能够为世界的改造而尽力。”1934年及其后，国民政府所发动的一些全国性运动，一般也多打着“复兴中华民族”的旗号，如：“新生活运动”、“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几乎所有的军政要员，都出版过以“民族复兴”为题的为数众多的宣传著作，涉及抗战建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内容丰富不乏见识且充满爱国热情。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主要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建设，但出于反侵略斗争的民族大义和与国民党合作的现实需要，也不讳言“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说法。
——摘自黄兴涛《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观念的背景。指出梁启超与章太炎关于“中华民族”观念内涵的差异及其蕴含的目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民族复兴论”在当时盛行的意义。
材料 抗战时期，贵州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稳定和发展成为国民政府治理贵州的重心。然而，长期的军阀统治致使国民政府对贵州的控制和管理较为薄弱。随着战争的推移加强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进而重建地方社会秩序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新县制”作为国民政府整理全国地方事务的重要举措，在贵州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推行。贵州实行“新县制”之后，在县级的辅佐治理人员中，科长、技士、督学、科员的数量均有所增加，而警佐、会计室主任、合作指导员等相关编制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在县行政人员中，县长是县行政人员的核心，“新县制”实施后，在贵州349名县长中，年龄21~40岁的县长有317人，40岁以上的有32人，具有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308人，其他为41人。
——摘编自李波《社会控制与秩序重建：抗战时期贵州“新县制”研究
(1)根据材料，指出国民政府在贵州推行“新县制”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概括贵州“新县制”改革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贵州“新县制”改革的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