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论语》

材料二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

——《曾文正公全集》

材料三城邦以正义 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要使事物合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一个中道的权衡。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良好的法律。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材料一：1949年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70%，轻工业减少30%．这一年钢产量仅15.8万吨，减少80%，煤仅3243万吨，减少48%，粮食为11318万吨，减少约25%，棉花为44.4万吨，减少约48%．194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7%．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

——据王桧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材料二：如下图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变化示意图》

材料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依法治国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外事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生态环境督察体制改革、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检监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扎实推进，各项便民、惠民、利民举措持续实施，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1937 年，国民党邀请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时开展两党进一步谈判。由于蒋介石急于调动红军开赴抗日战场，谈判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进展比较顺利。国民党放弃了一些不合理要求，表现出比较多的合作愿望。随后蒋介石政府接受中共中央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张啸鹏、马伟军、王红丽《抗战初期国际政治环境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影响》

材料二   重庆谈判是在抗战结束后极端复杂的形势下，国共两党试图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中国前途和命运问题的一次尝试。毫无疑问，历史为国共两党提供了一次和解的机遇，共产党抓住这个机遇，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做出了大的让步。而国民党却缺乏远见和诚意，在让步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使国共两党失去了这次和解的机遇。

——张小满、宋广伟《重庆谈判国共双方的妥协与让步》

材料一   清朝康、雍、乾长达一个多世纪中，社会总体稳定，清政府取消了人头税，根据耕地面积确定税额，减轻了下层百姓负担。农业上普遍采用了轮作、复种、多熟等农作制。玉米、甘薯等耐寒、耐旱、高产作物不断推广，人们将林木覆盖的山地和草原广为开垦。人口从清初的1.8亿增加到鸦片战争前夕的4亿之众，引起了一系列变化：一些地区“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田地贵少，寸土为金”；水土流失和草原沙化现象凸显；农业人均收益递减，各地民变此起彼伏。

——摘编自李龙潜《明清经济史》

材料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一   汉初，匈奴越过阴山，夺取河套等地，迫使汉界退至陕北、陇东一线，统治者不得不以防御姿态应对西北边疆。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实力增强，地方王侯势力被严重削弱。面对匈奴的不断侵扰，崇尚积极有为的汉武帝实施了有力的回击，重新占据了对北方和西北的统治权，并进行有效的经营。

——摘编自《汉武帝对西北地区的经营及其影响》

材料二   通过三次大规模战争，汉武帝先后收复了河南地、河西走廊等地区，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长期威胁。西汉加强了边塞建设，构建了多层次性的防御体系。朝廷还组织屯田和徙民实边，调发数万人至西北挖渠引水，兴修水利灌溉工程。还设置使者、校尉等官职保护商旅往来和为过往使节提供食宿，由此架起了西北地区对内对外的桥梁，西汉经营西北的方针为以后历代政权开发边疆提供了基本模式。

——摘编自《论汉武帝时期的西北开发》

材料一   后世对秦始皇的这一做法，大多盛赞不已……虽然秦代……仅仅持续了二世……但秦代所形成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及其所确定的以郡县制为表现形式的行政区划，却……为后世历代所遵奉…… (西汉初年)刘邦采用的是……混合体。

——李晓杰《体国经野：历史行政区划》

材料二   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元行省制所体现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主辅结合，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三   从秦到清，地方行政制度的形态有过纷纭繁复的变化……这种因时而异的变化只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集权的功能罢了。因此尽管从表面上看，历代行政区域……废置纷繁，分合靡定，但无非皆就前代之制度沿革益损，而无根本性质的变动。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一　战国后期，诸子已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吕氏春秋·不二》篇宣称：“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思想大一统被提到了十分醒目的位置。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李斯上奏)“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焚书之命，行偶语之刑”。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