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儒学兴起到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宋明理学.明清时期“经世致用”的新儒学的历史文化变迁中，最终形成了“以儒为宗”的中国古代意识形态。……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发生了内生性的演变，但却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续性，如崇尚和谐、爱好和平、天人合一、与人为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和连续的。

——摘编自王永贵《文化自信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

材料二   在传统社会中，平民儒学承载“百姓日用之道”。普通民众需要的是衣食住行，需要的是家庭幸福，需要的是美好生活。谁要是恣意妄为，剥夺老百姓的这些权利，老百姓就会想方设法地加以反击。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平民与统治者构成一组矛盾。统治者不能敲骨取髓，不能离散百姓子女，不能好大喜功，以牺牲民生为代价，换取一家一姓的暂时繁荣。儒家亦不断向统治者建言献策，想让统治者明白这样的道理：一个国家要想稳定繁荣，就必须确保老百姓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维系全家人的生活，必须确保老百姓过上幸福体面的生活，必须确保老百姓按照礼乐制度进行祭祀。国家既要教养民众，又要制礼作乐，教化民众。

——摘编自韩金山、刘伟等《平民儒学的时代境遇与理论重构》

材料一   《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既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

——【西晋】江统《徙戎论》

材料二   魏晋以来，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上层己具有相当高的汉文化修养。内迁较早的匈奴贵族如刘渊、刘宜等莫不综览经史、著诗文、工书草。北魏孝文帝亲政后重用儒士进行政治改革，实施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政策，促使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同汉族大致趋同。这一时期，胡服在中原流行，推动中国传统服饰由“上衣下裳制”向“上衣下裤制”转变。另外，以肉食、奶酪、茶酥、胡饼为特征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也为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增添了新内容。著名的《敕勒歌》和《木兰诗》作为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文化碰撞的产物，可谓不可多得的传世佳作。北方民族的乐器、百戏杂伎以及绘画、雕塑、书法等也都为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新鲜血液。

——摘编自陈琳国、侯旭东《中国大通史·魏晋南北朝下》

南方经济发展带动了文化的进步。北宋时，南方人在全国统一的科举考试中优势明显，朝廷被迫采取南北分卷制度，各自分配名额，分别录取。自南宋起，江浙一带尤其成为人才集中的地区。

积水潭地区（今什刹海一带）是古都北京的灵魂。

元代在建设大都时，著名水利学家郭守敬奉命设计大都的水系。积水潭是北京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点码头，南方的粮食、木材经漕运水道源源不断进入大都城。“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下。”米市、面市、缎子市、皮帽市、帽子市、鹅鸭市、珠子市、珍宝市、柴炭市、铁器市，皆在这一带。元末《析津志》描述其地盛况云：“钟楼之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西斜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昔日皆贵官游赏之地。楼之左右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

人口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话题。

材料一   由于中国人闭关自守、骄傲自满，三次灾难性的战争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第一次是1839～1842年同英国的战争，第二次是1856～1858年同英国、法国的战争，第三次是1895年同日本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所遭到的耻辱性失败，迫使中国人打开大门，结束他们对西方的屈尊态度，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其结果是入侵和反入侵的连锁反应，它产生了一个新中国，产生了至今震撼着远东和全球的影响。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从物质层面看，虽然建立了各种机器工业企业、开矿、架电线、筑铁路、造轮船，但仍只有量的积累，而远未达到质的突破，仍处于有工业而无“化”的程度。

从制度层面看，虽然建立起仿照西方民主政治的共和国政府机构及议会、宪法。但这种模仿只勉强做到“形似”。总统、内阁、议会、宪法、法院、法律、地方自治等，一直处于徒有其形而缺乏其相应的内容的状态中。

——摘编自莫华生《近代中国开放及近代化的历史反思》

材料一   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饥荒时拒绝粮食之接济尤其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各大国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赈灾时发生确切的功效，所以在吞并的战争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民族的威胁已相当严重，这时已有将北方几个小国家所筑土壁结合起来构成一座相连的城塞之必要，这项工程终使秦始皇在历史上名传千古。所以这种局势的展开也指出中国即使在国防上也要中央集权。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二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一》中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长民者”指管理百姓的人）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

材料一   陆玉林曾探讨“先秦学术的主题”，其结论是“诸子学术实有共同之主题，即重建现实政治、社会、道德与思想的秩序”。陆玉林还分析其原因有二：一是外在客观原因，礼乐崩坏之际，秩序重建是当务之急；二是内在主观原因，知识阶层自觉承担历史使命。笔者认为，“儒道墨法”社会思想具有共同的出发点和价值目标，也可以说终极关怀，那就是重建有序社会，救民于乱世，不同的仅仅是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

——摘编自王兴周《重建社会秩序的先秦思想》

材料二   董仲舒非常强调“大一统”。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主张政治上必须统一于天子，思想上也必须统一、要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种思想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制度的理论依据。

——摘自《文物秦汉史》

材料三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

材料一   宋代海洋政策出现了全新的变化。北宋政府禁止在海上与辽、金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物质流动，设立专门针对辽的海防机制。宋代将外商贸易纳入系统的市舶管理体制之下，实行抽解和博买，并允许和鼓励本国民众从事海洋经济活动，宋代海洋政策表现出极强的利益取向，中原王朝中第一次以财政的眼光看待海上贸易，沿海地区商业出现兴盛的局面，与海上贸易相关的手工业和商品性农业大兴。宋代海船逐渐采用水密隔舱等技术，使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抗沉性。海陆联结之地的居民被编为特殊的户籍-船户与渔产。

——摘编自黄纯艳《宋代海洋政策新变及其国内效应》

材料二   下表示意明清时期中央政府的海洋政策演变情况

材料一：唐代的坊统一以鼓声为准，由坊正负责坊门的启闭，违反规定就要受到处罚。夜晚，全城街道实行严格宵禁，即便是官员也不例外。居民被固定在坊内的封闭空间里，不得破坏坊墙。唐代“市”的形制建设更加规整方正，而且还建立了完备的市署官吏系统，对市场进行管理。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后不禁夜市，百姓在三更前可以外出行走。宋太宗时期出现侵街现象，临街设邸店的事情时有发生，政府屡禁不止。宋仁宗景佑年间(1034~1038年)，允许临街开设邸店，商人只要纳税就可以到处开设商店。熙宁年间(1068~1077年)，开封府的鼓楼已不再击鼓，京师的警卫也不再执行夜巡制度。

——摘编自张春兰《唐宋城市管理制度的演进》

材料二：从现在研究来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列强所选择的通商城市和租界，还是清政府所选择的优先发展的工业城市，其目光皆仅局限在少数几个点上，且主要是沿海和沿江城市，内陆地区及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被清政府的官员和外国侵略者所忽视。城市社会的变迁固然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但是也带来了城市社会的复杂和混乱，城市化的质量和水平更是相当低下。近代城市空间出现新城、旧城区和棚户区贫民窟同时并存的现象，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城市问题，给城市的市政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