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到了清朝，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中国近代（1840—1919）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晚清政府所做出的被动对策。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和西方近代外交现念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过程。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
——根据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等文章改编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外交历程，就是冲破各种阻力走向世界，与各种不同类型国家逐步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1949年、1972年和1992年三次与外国建交的高峰（见上图），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外交开始转型，其核心是由普通外交转变为大国外交，由弱势外交转变为强势外交，由消极被动外交转变为积极主动外交。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朝贡外交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请分析形成1972年建交高峰的国内外因素，并谈谈你对当今中国的外交转型有何建议。
材料一 董仲舒从“天人合类”的逻辑推导出发，详细地论证了“三纲五常”是怎样由“天道”演变为“人道”的道德来源。通过以“天道”释“人道”、以阴阳定尊卑、以五行说人伦，董仲舒不仅将封建社会道德神秘化，而且还赋予了封建社会道德以神圣的权威性。
——摘编自邹顺康《董仲舒“三纲五常”思想评析》
材料二 康有为认为“三纲五常”乃“中国之大教”，并认为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纲常伦理。他认为东西律例，以法为宗。“今按法国律例，民律第三百七十一条云：凡一切子女，无论其人何等年岁，须于其父母有恭敬孝顺之心。第二百一十三条云：凡为妇者，应为其夫者所管属。”
——摘编自康有为《与朱一新论学书》
材料三 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自由平等的观念取代臣服尊长的意识”，这是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历史现象。然而面对尚未彻底破除的君权至上观念，以及一系列张勋复辟、康有为尊崇孔教的闹剧，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并未受到经济和政治变革的触动，尊孔尚儒仍是传统文化中道德的化身。为此陈独秀撰文称：“今所讨论者……非但孔教可否定人宪法问题，乃孔教是否适宜于国民教育精神之根本问题。”在陈独秀、李大钊等看来，要实现国民思想“最后之觉悟”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发动一场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运动。
——摘编自邵常岁《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三纲五常”学说提出的理论依据及现实目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康有为维护传统“三纲五常”学说的出发点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思想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文化运动把批判矛头指向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历史必然性。
拓跋部在进入蒙古草原时，还处于部落联盟阶段。从拓跋力微起，拓跋氏才取得了世袭部落联盟首领的地位，自力微起，拓跋部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逐步向封建制国家的道路迈进,在这一过程中道武帝拓跋跬的作用较为突出。拓跋跬继位后着手改制，奠定了北魏的统治基础。拓跋跬在打败后燕后，即吸收慕容燕政权中的汉族士人，通过俘虏仿效后燕政治制度，这就成为拓跋政权制度建设的开始。随着北魏统治区域逐渐扩大，事务逐渐增多，拓跋与汉族的交往日益频繁,原有的职官已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拓跋跬“始建曹省，备置百官，封拜五等;外职则刺史、太守、令长已下未有备者，随而置之，”形成了仿晋三省制为主的外朝机构。为提高官员文化素质，拓跋跬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员有千余人。”拓跋跬“幼遭艰难，备尝险阻，知民之情伪。即定中原，患前代刑纲峻密，乃除其法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崇简易。是时，天下苦兵乱，畏法乐安。”总体而言，道武帝的制度改革并不是很成功，由于皇权的争夺，道武帝成了牺牲品，但他开拓中原的努力，引导拓跋政权与汉族不断磨合，最终为孝文帝全面汉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张达志《北魏道武帝入主中原与胡汉融合的历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道武帝改革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道武帝的改革。
材料 有学者认为，科举制度是制度化儒家的核心和枢纽，维系着儒家的文化价值和传统的制度体系之间的平衡。科举制的废除使绅士群体产生的机制不复存在，这导致了实际和潜在的儒家群体力量的削弱，儒家思想越来越失去民众基础。以废除科举为前提的晚清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传统制度体系中儒家成分的否定，同样也是对儒家制度体系的否定。
——摘编自干春松《科举制的衰落和制度化儒家的解体》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谢放提出辛亥革命的发生和结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革命运动是原动力，立宪运动是助推手，清末新政是催化剂。
陈德辉指出辛亥革命的发生有一个必然性的历史轨迹：清廷的极端腐败，改良主义的曲终人散，列强瓜分中国的加速进行，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任何温和的创新和变革尝试都会被扼杀于萌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必将诞生。
杨银权认为科举制的废除与辛亥革命的发生有着必然的内在关系。
沈渭滨强调正是晚清近50年的“自改革”，特别是最后十年“渐进的改革”，为辛亥革命的酝酿与准备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姜义华则认为辛亥革命的真正动力，其实是作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精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天下国家责任伦理。
张鸣认为辛亥革命是由偶然因素促成的，是一场意外。从后来的历史看，立宪的变革，就是非革命的变革对中国显然更好。清政府如果能够正常立宪，宪政、民主等制度迟早会落地生根，社会变革也会比较平稳。
——摘编自孙芳《辛亥革命百年研究综述》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元代商税税率较轻，至元七年（1270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宋元时期，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仅《宋史》一书，“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也出现不少“通商贾”“通商惠工”“力墙通商”的记载。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虽然抑商仍未消失，但通商“日益复兴”，通商已深度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材料二 “抑末”是明代的一项宏观的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主要是平衡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驱使游惰之民归于南亩，保证有足够多的人手从事农业生产，维护传统社会的稳定。而国家理性地对待商业，实行“通商”，则主要是为了足边、裕国、便民，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色彩。在制度层面，商人已享有和庶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地位和权利，解除了束缚商人近两千年的枉格。不过，也应注意到……文化观念的发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抑商观念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制度与行为也会有不相一致之处，抑商行为当然也不可能立即消失。明万历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元时期“通商‘日益复兴’”的理由。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代“通商”政策的特点。
（3）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宋、元、明三代的“通商”政策。
材料一 与春秋战国相较，汉代提供了比先秦更有保障的求职途径和谋取利禄的机会，使各阶层社会流动的实现途径日益规范和制度化。汉代，不论学子出身如何，只要学业优秀并为统治者所用，便可上升到令世人仰慕的社会阶层，由学术精英和知识精英成为政治精英，担负治理国家的重任，占据较高社会地位。
——摘编自薛志清等《功利观与精神的培养——对汉代士人社会流动途径的考察》
材料二 明代中期由于展开捐纳，导致官僚预备集团愈发膨胀，加之科举的额数相对稳定而不能适应人口数的增长，大批士人上进无门。时人指出：“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其地在山谷之间，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当时的士人杨爵“下诏狱，杖之。居数日，视无恙，复杖之”；王夫之在书中也多次谈到廷杖等酷刑对士人心态的摧残，为人君者毁裂纲常之大恶”。明末士大夫“躁竟”“激戾”“放织”等表现变成了士人群体的特有性格。
——摘编自王新博《浅议明末士人生存与心理动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促使汉代士人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相比明末士人的变化并进行评析。
我国一些前辈学者对于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文化意义有一些基本的估计，严复就说过，如果要研究人心和政治风俗的变化，那么赵宋一代的历史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陈寅恪、王国维也都在他们的著述里反复强调宋代对于中国历史的深远意义。讲到中国古今的社会之变，每一个朝代都会有变化，但是最重要的变化是在宋代。日本的佐竹靖彦先生，在他讲宋元时代史的基本问题的概要时说“社会构造的变化、文化状态的变化，在宋代都有非常明显的突出的表现”。但从社会发展角度而言，宋朝也常被称之为“积贫积弱”的王朝。宋朝“积弱”之说本自宋人，也是元明清乃至民国和改革开放以前较为一致的看法，并非因20世纪初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家欺凌才被特别提出。宋朝“积弱”也不意味着宋人不能打仗，实际上从战争的防御战角度来说，宋人反击辽西夏金元的“侵略”还是卓有成效的，但宋朝“积弱”不能简单地归咎为军事能力的强大与否，而是统治者主观运用客观实力水平较为低下的一种反映。
——摘编自邓小南《游于艺:宋代的忧患与繁荣》、李华瑞《宋朝“积弱说”再认识》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任一个观点。(要求: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汉武帝时实行察举制，设置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等科目，通过地方举荐、中央任命的方式选拔人才。如果出现举荐不实或失真，察举者要受到惩罚；被举者任官后，一旦出现贪污腐败，不仅自己要受到惩罚，还会牵连到察举者。为了保证人才质量，东汉顺帝时，限制了察举年龄，引入了考试机制，并通过中央及地方的监察机构对察举推荐、考试复核的过程予以监督考察。
——摘编自薛德枢、徐杰《汉代察举征辟制度评析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二 唐代科举是一种荐举性质的考试制度。宋初围绕消除荐举因素，对科举考试规则进行了一系列的细化完善。由多名考官分工负责，考官实行锁院制，考官及考试相关人员亲属实行别试，特别是对考生试卷实行糊名和誊录的办法，取消公卷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使得科举考试变成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纯粹考试制度。
——摘编自卓进、蔡春《论唐宋科举考试性质变迁》
完成下列要求：（1）据材料一，指出汉代举荐官员的依据以及为避免举荐可能带来的弊端而采取的举措。
（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宋代科举考试规则变化的主要着力点，并简析其主要目的。
（3）据材料一、二，分析举荐和考试在汉、宋两朝官员选拔机制中地位的主要差异，并说明两者本质意图的一致性。
材料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明，适度的中央集权有利于维护“大一统”国家的发展，当它与封建君主制结合在一起，不得不以君主制作为自己的历史形态时，其作用和意义也是历史性的。中央集权一旦与君主制度结合在一起，哪怕是往前走一小步，也极易造成君主权力的过度扩张，形成君主专制。但就中国封建社会的总体情况来看，我们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君主专制，在思想上更不主张极端君主专制。真正的历史学家总能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双重制高点，对复杂的历史因素采取分而析之的态度，并且因应时势变化而损益之，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而不是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
——摘编自周群《中央集权不等于专制》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