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周恩来说:“国民党改组后,由于我们党的努力,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大大发展起来”,”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正是由于共产党的推动,国共两党密切配合,有效地发动了工农群众。在北伐前期,蒋介石、鲍罗廷、陈独秀等人,确定了首先以主力进攻吴佩字,而后消灭孙传芳,最后相继讨伐张作霖及其他军网势力的战略方针,和远交近攻、分化离间的策略原则。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

——摘自李晓红《北伐战争胜利原因探析》

材料二1935年12月2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系统地、精辟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他指出,中国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要准备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我们必须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一战线。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江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摘编自程中原《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材料三 第一届政协特邀人士中:有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宋庆龄,建筑专家梁思成,同盟会元老张难先;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忠庆,教育总长章士钊;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部力子;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等;此外,还有教育、科研、戏剧、老解放区民主人士、英雄模范人物、少数民族代表……由于周恩来身体力行和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各部门涌现了一大批政策观念强、民主作风好、在党外人士中有威信的领导干部,所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许多人与中共肝胆相照,视战部如自己的家,对党无话不谈,真可谓是统战工作的黄全时代。

——摘编自黄锦华刘昱《周恩来与建国初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材料一　　维新运动开始兴起，尤其是《孔子改制考》发表后，湖南守旧人士叶德辉说：“宁可以魏忠贤（明朝宦官，被古代文人视为“奸臣”代表）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贵，断不可以康有为扰乱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之不安；其言即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翰林院大学士王仁俊则指出：“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通。”否则不出十年，中国就会天下大乱，结局必定落得“夷于禽兽”。即使有一定新学背景的宋育仁也表示，如果西学、西教统治了中国，那么传统文化就会彻底被推翻，中国的古圣先贤名望全无：“中国所谓圣人者，亦无知妄男子耳。”

——摘编自张明悟《＜格致古微＞与“西学中源”说》

材料二　　维新派的成员主要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国内新式企业的创办者、不满足于现状的中小官吏和地方绅士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出身于封建家庭，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又涉猎过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个别还有创办和经营新式企业的直接经验。他们在试图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时，不会设想采取革命的方法，而倾向于选择改良主义道路。他们的活动范围也仅仅局限在上层，远远脱离了人民群众。

——摘编自李清纯《略论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

材料一   变法深刻地改变了秦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使西秦由一个落后的、被东方各国所鄙视的戎狄之国，一跃而成为七雄之首，不仅为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整个中国封建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商鞅变法的成功绝非偶然，诚如《荀子·强国》所云：秦“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商鞅变法是中国法制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改变了秦国进而改变了古代中国政府管理制度的基本面貌。

——摘编自匡庆东《历史上的商鞅变法》

材料二   变法多年，除了使政府收入显著增加外，其他方面收效甚微，大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并未改观。王安石尽管本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无畏精神，积极投身变法，但他的变法急功近利，脱离实际，结果欲速不达，反而致使“天下汹汹”。王安石背后的宋神宗，在变法初期给予了王安石大力支持，但随着变法的逐步提升，在不断加大的阻力面前开始动摇。王安石想富国富民，但他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想，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重点却偏向了“取天下之财”，百姓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了。而且变法是在北宋的上层建筑不能有效维护其经济基础和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改良是不可能解决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的，其改革的失败是必然的结局。

——摘编自张守慧《论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之成败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与各国订立的条约中，仍然只有“彼在中国设领事之语，而无我在外洋设领事之文直到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后，统治者中的部分务实官僚在实际办理洋务中，认识到了解西洋各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才最终迈出了在国外设立使馆的第一步（1875年设立驻英公使，郭嵩焘为首任使节）。接着清政府又任命了中国常驻美国、西班牙、秘鲁、日本、德、法、俄等国公使。从这时起，清政府在其最后三十多年时间里先后在几十个国家派驻了公使、副使和领事。此外，清政府还颁布了《出使章程十二条》（1876年），对驻外使节的任期、使馆的编制和经费的使用以及出使人员的薪俸做出了规定。到外务部时期，重新修订1876年的《出使章程》，完善了使节制度，详细规定了外交官、领事官的等级和品级及待遇。

——摘编自王双印《略论清代外交机构近代化》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新中国排挤在联合国之外。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和权利，中国开展了广泛的外交工作，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最终采纳了阿尔及利亚等23国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并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这一提案，从而在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公正彻底地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活动，主张加强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职能和地位”。冷战结束以后，中国更是将联合国视为开展多边外交的舞台，积极参与和支持联合国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在经济与发展领域、在联合国其他领域（如环境、海洋、反恐、人权）等多个领域的工作。

——摘编自刘侣萍《论中国与联合国关系发展的四个时期》

材料一 秦汉的乡举里选是在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后，乡里民众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秦代是“选贤与能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新时代的确立”，两汉的察举制“正是新的选举方式的制度化、法典化的结果。这种制度，使得不少的小农都拥有了被选举权，而选举权则掌握在官僚和地方豪强手中”。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至少入仕资格“原则上扩大到整个自由民阶层”。在汉代的社会结构中，只要具备了某种素质或满足国家要求的乡里编户民，理论上都有自由入仕的机会，并无法律的特别歧视。当然，自由入仕并不是没有限制。秦汉国家针对包括乡里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仕进途径都有细密的规定。

——摘编自卜宪群《秦汉乡举里选考辨》

材料二 东汉末期由控制中央开始，外成宦官的势力也开始向帝国的州那等地方政府延伸，派他们的亲朋好友或党附他们的人到地方去担任州郡的行政长官。这些人到了地方上，他们不关心地方，仅关心他们所属外戚或宦官集团的利益。地方政治在此类州郡长官治理下，自然不上轨道。特别是选举方面，乡举里选的理想被破坏无遗。历经数百年而摸索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平衡，政府与人民的沟通，竟因偶然事件而被轻易破坏。仅仅因为和帝以后皇帝的短命、嗣君幼冲，居然使宦官、外戚混扰了中央、地方的政治。追根究底，仅因帝国政体自始皇以来是所谓的皇帝体制，立于权力顶峰的皇帝，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制裁他的力量。于是控制皇帝，假藉其势的一小撮外成、宦官的倒行逆施，终于令沉默的多数难以容忍，爆发了他们的不满。东汉的清流运动与地方自立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

——摘编自国风《乡举里选理想的破坏和地方自立趋势的兴起》

材料一旧中国的工业化始于洋务运动，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标志着中国工业化的开始。旧中国的工业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晚清工业化，第二阶段是中华民国时期工业化。洋务派认为，自强的方法只是“取外人之长技”兴办军事工业，“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

——摘编自宋正《中国工业化历史研究》

材料二1895~1937年，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出现了三次浪潮，推动了近代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一次浪潮为1895~1913年，第二次浪潮为1914~1927年，第三次浪潮为1928~1936年。1895年以前，中国的现代工业以重工业为主，特别是军事工业。1895年以后，纺织、面粉、缫丝等轻工业有较大发展。在1913年调查的21713家工厂中，使用机械动力的占1.60%，不使用机械动力的占98.4%。1937年登记注册的工厂有3935家，长江三角洲、江、浙、沪地区占61.91%，山东占6%，湖北占5.2%，青岛占3.8%，而黔、桂、皖等地，或两三家，或四五家。

——摘编自王春雷、王梅春《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三次浪潮及启示（1895~1937年）》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党的领导人把过渡时期总路线片面解释为“解决所有制的问题”，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毛泽东强调加快农业改造的最大可能性是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殊不知，当时农民的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有不少就属于“合伙平产”的平均主义积极性。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我国吃商品粮的人口骤增，因此不得不对全国城乡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是保证粮食统一征购的最有效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急速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摘编自房宇《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初期，粮食大增产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我国及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90年代初期，粮食生产从上一次调整后得到恢复发展，及时提出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进一步激发了农业农村的活力。1998年，在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基本自给、丰年有余的背景下，提出进行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摘编自陈建华《改革开放40年农业政策演变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