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末清初，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还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天主教耶稣会士的来华传教，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为背景的。……来华较早并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年）。德意志人汤若望（1591~1666年）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年）等，也较著名。……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除了向中国朝廷和士大夫进献一些新奇工艺品外，也介绍了某些科学知识。利玛窦带来的《万国舆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世界五大洲的面目
——《世界史·近代史》（上卷）
材料二 200多年前，欧洲兴起中国文化热。在宗教的欧洲，人的心灵是神的奴隶，人们以为心中如果没有上帝，便有罪恶感。然而，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无神论和理性主义，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不信仰上帝的国度，人民有着积极向上和快乐的心灵。这促进了理性主义哲学的思考。儒家文化中君为轻，民为重，民心决定政权的思想，成为民主思想的源头。当时的欧洲，国家主要由皇权和贵族统治，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更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欧洲人对中国通过公开考试在平民中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极为推崇。
材料三 一般来说，“五四”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格义”方式主要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分析、吸取西方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去套用西方近世文化；“五四”以后，人们的主要倾向则是借用西方文化的观点评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的模式去解释中国传统文化。前者实质上从旧文化的立场批评或赞赏新文化，后者则用新文化批评或赞赏旧文化
——欧阳哲生《严复评传》
（1）材料一反映了当时中国兴起的什么潮流？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股潮流兴起的国际背景。
（2）依据材料二，概括指出中国文化中可供欧洲人借鉴的元素。并进一步分析200年前欧洲中国文化热的意义。
（3）请各举一例分别评述材料三提到的“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出现的文化倾向。
（4）综合上述材料，反映了中国社会怎样的变迁趋势？
材料一 万历三十年（1602年），利玛窦与李之藻合作在中国刊印的《坤舆万国全图》，共六幅拼接而成。 由椭圆形主图、四角圆形小图与中文附注文字组成。 主图为世界全图，显示五大洲相对位置，中国居图中心。序言中有“又以地势分舆地为五大洲，曰欧罗巴，曰利未亚（阿非利加），曰亚细亚，曰南北亚墨利加（亚美利加），曰墨瓦蜡泥加（麦哲伦之洲）”等信息。 但由于当时地理学知识有限，图中误将大洋洲和南极洲两片大陆绘为一体。一些士大夫将此图斥为“邪说惑众”，并且攻击说：“直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听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
材料二 考据学在清代发展成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倡汉儒的训诂考订，又称汉学、朴学。又因其主要兴盛于乾嘉时期，又称乾嘉学派。其主要内容是从文字音韵、名物训诂、校勘辑佚等方面入手，从事经书古义的考证，并由此推广到其他书籍。
清代考据学起源可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他们治学严谨，提倡汉学，但不泥古，强调通经致用。在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后，始终对汉族抱有严重的戒心，但与元代不同的是：一再标榜所谓的“满汉一体”，编修《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造成一种重视文化的假象。在这样的背景下，考据之学遂盛。 而乾嘉考据学派热衷于为考据而考据。段玉裁所写《说文解字注》，在文字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被称为“千七百年来无此作”。 王念孙所写《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则是乾嘉时期有关训诂、校勘的代表作。
——摘编自宁欣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388页
(1)结合材料一及所学知识，评析中国当时一些士大夫对《坤舆万国全图》的评价。(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考据学兴起发展的背景及其对文化传承的影响。
材料一 20世纪初期，中国出现了关于“社会改造问题”的争论。1919年7月，《每周评论》发表了胡适撰写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宣传实用主义哲学，否认真理的普遍性，认为唯物史观不适合中国国情；以阶级调和论，反对阶级斗争说，反对社会革命论，宣扬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主义。同年8月，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问题与主义并不矛盾，提倡阶级竞争说。“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经济问题是所有问题的关键。解决了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等便迎刃而解。
材料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满足人民的医疗、教育、就业、养老、住房需求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2018年底，全国有近9亿人参加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4500万人得到最低生活保障。
(1)依据材料一，指出关于“社会改造问题”争论的焦点。结合所学，概述这一争论出现的历史背景。(2)阅读材料二，运用唯物史观，简要评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
材料 国内史学界把从1912年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至1928年张学良东北改旗易帜这期间16年称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直以来，史学界对这个政府的评价总是停留在原始阶段，普遍认为北洋政府本质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傀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马勇在其 2014年出版的《重巡近代中国》 一书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从大历史视角观察，1912年至1928年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的正统。继续妖魔化这段历史，其实是对中国历史的不尊重。”
结合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评析材料中马勇的观点，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的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近代体育观念
| 观念 | 表现 |
| 强兵御侮 | 1862年,湘军、淮军等新式军队最早引进西洋兵操,主要是英国兵操,包括列队、 刺杀、战阵与战术等。1881年,天津水师学堂首先引进了体育课,内容有击剑、足球、 跳栏、跳远、跳高、爬桅等项。 |
| 强种强国 | 1891年,万木草堂规定学生的课外活动要有固定时间,课以体操。20世纪初,清 政府明确了各学堂一律练习兵式体操的规定。1908年,上海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 所培养女子体育专门人才的学校，其他女子学校也纷纷增设体操课。 |
| 科学体育 | 1917年,毛泽东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阐述了体育的概念、作用、目的以及体育 与德育、智育的关系。1922年,李大钊呼吁政府在工人们聚居的生活场所组织建设公 园、运动场、俱乐部等设施，为工人业余文化体育提供条件。 |
| 国粹主义 | 1919年,北京政府将“中华新武术”定为学界必学之“中国式体操”,意在抵制西方 现代体育,这遭到鲁迅等学者强烈反对。1932年,中国在洛杉矶奥运会失利,《大公 报》的文章指出“西式运动，中国既不暇学，亦不必学”。 |
| 民族体育 | 20世纪30年代,以程登科为代表的体育界人士深受当时德国政治影响,他们倡 导将政治、军事、体育三者有机结合，要“全民皆兵”，人人拥有战斗技能和卫国的能 力，要利用军警权力来辅助民众实行全民体育。 |
——摘编自崔乐泉《社会思潮影响下国人近代体育观变迁研究》等
运用具体史实，对上述材料中所示的近代体育观念的一种或整体展开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不能重复材料。)
材料 谢放提出辛亥革命的发生和结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革命运动是原动力，立宪运动是助推手，清末新政是催化剂。
陈德辉指出辛亥革命的发生有一个必然性的历史轨迹：清廷的极端腐败，改良主义的曲终人散，列强瓜分中国的加速进行，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任何温和的创新和变革尝试都会被扼杀于萌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必将诞生。
杨银权认为科举制的废除与辛亥革命的发生有着必然的内在关系。
沈渭滨强调正是晚清近50年的“自改革”，特别是最后十年“渐进的改革”，为辛亥革命的酝酿与准备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姜义华则认为辛亥革命的真正动力，其实是作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精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天下国家责任伦理。
张鸣认为辛亥革命是由偶然因素促成的，是一场意外。从后来的历史看，立宪的变革，就是非革命的变革对中国显然更好。清政府如果能够正常立宪，宪政、民主等制度迟早会落地生根，社会变革也会比较平稳。
——摘编自孙芳《辛亥革命百年研究综述》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从历史上看，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大一统”始终是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格局的主流，是对地域性“因俗而治”政治传统的超越。中华文明在“大一统”这一重要政治传统的凝聚力下，发展成为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可以说，“大一统”不仅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鲜明的符号存在，而且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需要。
——摘编自伍云亮《道德之维：我国国家制度体系彰显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的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他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
—摘编自《全秦文》
材料二 帝国成立之初,始皇令全国"大醋,来庆祝。当众人还在醉梦的时候,他突然宣布没收民间的一切兵器。接着他把全国最豪富的家族共十二万户强迫迁到咸阳,放在中央的监视之下。武力的统治不够,还要加上文化的统治;物质的缴械不够,还要加上思想的缴械。公元前215年,听到"亡秦者胡,的谶语,始皇派蒙恬领兵三十万北征,不久收复河套,并在新得的土地上设了九原郡。始皇还把燕、赵北界的长城和秦国旧有的西北边城大加修革,并且把它们连接起来。1896年,李鸿章问军事于俾斯麦,被告知:一国军队"不必分驻,宜驻中权,扼要地,,"闻令即行,但行军的道路,当首先筹及,。这正是秦始皇所采取的政策。
—摘编自张荫麟《中国史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当时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始皇帝为巩固帝国而采取的措施。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始皇帝的政治制度建设的影响。
材料一 在中原地区，双城体系是在传统城区外加多国集中组成的租界区，普遍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双城”首先是由一个城市中两个截然不同的主权分别建立的，即“双城”意味着双政权。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甚至矛盾，必然产生迥异的城市空间。其次，在产生所谓的“双城”格局前，这些城市就有了成熟的中国传统城市格局，两套城市空间布局在时间上并非并行发展，一套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控制形成的，另一套则是在西方近代规划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最后，在这样背景下形成的双城，传统城区和殖民城区都是在规划控制下完成的。城市空间的碰撞，事实上是中西方不同营城思想和规划观念的碰撞，更深层次上讲，是意识的碰撞。
——摘自周丽娜、吕海平《近代军港旅顺的城市空间演进1880—1945）
（1）解释中国近代“双城”现象并说明“双城”是如何出现的。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17年8月14日中国政府对德奥两国宣战的当天，中国政府宣布接收天津和汉口德租界以及天津奥地利租界；中国北洋政府军警进驻天津德、奥租界。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确认中国收回两处德租界……1921年德国政府声明承担《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在华租界条款，中国政府正式将德租界收回……1927年北伐战争，2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与英方签订《收回九江英租界之协定》；3月1日，汉口英租界工部局解散，3月15日成立了汉口第三特区，直属于国民政府外交部管辖。1929年11月11日国民政府收回镇江英租界。1930年9月17日国民政府收回厦门英租界。1931年8月31日收回天津比利时租界，改为天津市第四特区。
——摘自陈明远《百年租界的数目、面积和起讫日期》
（2）结合材料并联系所学，评析“双城”现象的消亡过程。
材料一 长征开始后，国民党动用《中央日报》等一切宣传机器，几乎天天登载“围剿”红军的消息。红军四波赤水转战川黔滇边时，该报从1月到3月陆续有报道，如称“黔北之匪，自被击溃后，成股逃窜者不足万人，余均小部”“匪子弹用尽，患病亦多，实无战斗力量与勇气”“沿途伤病饿疲倒毙之匪，遍地皆是”。
在国统区，还有一大批民营报刊，也对红军长征情况有所反映。如红军强渡乌江，《国民公报》发表《朱毛残部只剩两三万人，由鸟江强渡北窜》，称“朱毛残部，由瓮安乌江上游强波，向湄潭遵义北窜，一部仍由石阡余（庆）强渡北窜，据俘获汇称，沿途伤亡颇众，逃亡尤多，现剩二三万人”。
——摘编自黎余《国统区对红军长征的报道》
材料二 1936年2月，董健吾受宋庆龄的派遣，到达陕北瓦窑堡。他聆听了博古、林伯渠、王稼祥等人有关红军长征的战略决策和重要意义，以及长征见闻和事迹的介绍，还得到不少珍贵的资料。后来他编写了《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一文，在国统区报纸上发表。该文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写起，介绍了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过程，叙述了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经历的主要战斗、事件以及行军路线。随文还附有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图、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以及“毛泽东像”和“红军在江西所发建设公债券”图片。
——摘编自黎余《国统区对红军长征的报道》
材料三 《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以充满激情的文笔描述红军不畏艰难险阻的英雄事迹。例如，7月初在从卓克基翻阅雪山向毛儿盖进军途中，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迷失方向，.断粮四日，冻饿而死者达三分之一。后来红军主力得到第6团救援电报，派运输队星夜赴援。这些僵卧在冰雪中的红军，闻救星到，都跳跃起来。他们得到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兴奋，寒冷不怕了，爬山也有劲了。
——摘编自刘统《新发现的一篇介绍长征的珍贵文献---<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
（1）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对于红军长征的报道与材料一中的报道有何不同？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关于红军长征不同报道的史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