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观念对宗教神学精神统治之下人们潜在的本质论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一直以来，人们信奉的是上帝创造万物，物种各从其类繁殖，物种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达尔文进化论通过自然主义的科学解释以雄辩的事实大声质问《圣经》的真实性，上帝创世论更多地成为了故事般的讲述。就连宗教内部也由此分化为保守的基要派和开明的现代派，宗教陷入进化论的泥沼中信徒的信仰也暂时地迷失了。
——摘编自张骥《达尔文进化论对宗教思想的影响1859-1909》
材料二 严复通过译著向人们介绍支配生物进化发展的原则即“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难以适应生存环境者为环境淘汰，能够得以生存者皆强悍优良的品种。当今世界，一切民族都在为生存而竞争，不断进化的民族将获得生存与发展，否则就会“弱者先绝”，如“美洲之红人。澳洲之黑种，何由自交通以来，岁有耗减？”中国当时危机四伏，要救国于水火之中，只有变法维新，追求富强，否则就会在竞争中灭亡。
——摘编自蒋慕东《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及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达尔文进化论的社会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严复宣传进化论的特点及原因。
材料一 顺治九年（1652年）清领海南后，黎族土官制度在较长时间内存续发展。清政府通过建立土舍、峒长、粮长、黎总、哨管等多样化举措，将势力范围深入基层黎峒地区，同时通过“黎人”担任土官直接治理地方。这种王朝自上而下式的治理姿态结合黎族基层土官自治的治理智慧，使清代黎区得以长时稳固，收效甚大。清政府以招民复业、奖励垦荒作为对海南地方官员考核、升黜的评判标准，诸多黎村“有腴田数十顷，黎人耕之，户口蕃庶，物产丰饶”。清政府在海南建立了以书院为主，义学及社学为辅的文化教育系统，各书院研习课程均依照王朝所指定丛书诸如《春秋》《诗经》《性理精义》等来学习、讲学。
——摘编自李超、田敏《土流共治与调适：清代海南黎族国家认同的三维向度》
材料二 毛泽东指出：“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抗战中，我国之所以能以空间换时间，同日本侵略者打持久战，是与民族地区成为我国抗战的战略纵深地带和可靠大后方有着密切关系的。少数民族参加抗战，可使我国抗战具有与国际社会及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加强联系的重要国际通道。抗战期间，浴血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朝鲜、蒙古等民族的优秀儿女，驰骋在冀中平原的著名抗日铁军“回民支队”等就是我国少数民族爱国爱家、保家卫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缩影和典型代表。
——摘编自陈国裕、祁若雄《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治理海南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少数民族为抗日战争做出的贡献。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因素。
材料一 西汉王朝在部分地区恢复封建形态，分封诸侯王国。汉景帝以后，王国的地位等同于郡。经西汉一代的变化，郡级政区（郡与国）数量与秦代相比大幅增加。西汉末年的郡国总数增至一百零三，共统辖一千五百八十七个县级政区，平均每个郡国的管理幅度为十五个县，也还算适宜。但是对中央政府而言，要直接管理百来个郡，这个范围却是太大了。因此汉武帝在郡级政区之上设立了十四部，作为监察区。首都周围诸郡由司隶校尉部统辖，其他郡国则分属十三个刺史部，每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按六条规定检察地方长官的行为，但不管理地方的行政事务。刺史的品秩只有六百石，而郡太守的品秩却是二千石，“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这种以小官监察大官的制度行之颇为有效，郡太守大都能克尽厥职，奉公守法，汉宣帝因此甚至发出“与吾共此（指天下）者，非良二千石乎”的感叹。
——摘编自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
材料二 东汉初年，郡县设置并无变化，但两汉之际的战乱造成人口锐减，为紧缩行政开支，减少赋役负担，刘秀裁并四百多个县，并裁去郡都尉，将其职权合并于太守，使太守权力明显扩大。同时，刺史的权力也呈扩大趋势。西汉刺史作为皇帝耳目权势很大，此后其实权又不断扩大。东汉中后期因战事渐多，刺史常率兵出征，并利用兵权勾结地方豪强。
——摘编自赵炎才《中国传统地方行政制度的主要特征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地方行政制度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汉以来地方行政改革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汉代地方行政制度变迁的因素。
材料一 汉文帝即位之初，将军陈武等主张对南越和匈奴动兵，“以一封疆”，但汉文帝反对，其理由是对周边敌对民族不能轻易出兵，应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对南越，妥协和讲义并重，答应赵佗提出的“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等不失原则的要求，并表示和平的愿望。对匈奴，即使非要用武力不可，民族冲突以后，也力争与匈奴化为兄弟。南越与匈奴降附后，设置属国，《汉书》云：“因其故俗为属国”。
材料二 唐太宗即位前后，民族归附与分离并行，北疆的胡人、稽胡、契丹，西疆的吐谷浑、党项、羌人，南疆的诸蜜、僚族等，相继附而复叛，其中威胁最大的是突厥。唐太宗慎重地采取了众生一体、共治天下的原则。大唐帝国打败突厥之后，唐太宗并没有把突厥迁入华夏内地散居同化，也没有把他们赶回故地，而是就地安置，“因其习俗而抚驭之”，任用突厥首领治理，朝廷不派官员，基本是自治，相当于世袭封建。唐太宗执政时的唐朝廷是多数民族（汉族）与少数民族（突厥、吐谷浑、吐蕃、契丹等）分享天下。唐太宗与异族分天下，还有更深一层考虑，“把敌国变成异族自治，留住外部监督，不留边祸，则外有制衡，内不失道”。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邱成岭《论中国古代民族政策观——以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时期为例》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汉唐民族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唐民族政策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18世纪，英国人口的增长导致对粮食的需求增加。圈占土地，实行粮食生产的规模化经营变得更加有利可图。议会的态度也逐渐从此前的限制圈地转为支持圈地，并开始以立法形式通过私人提出的圈地协议，从而推动一系列圈地法案的形成。地主贵族对于土地经营及农业技术改进有着强烈的兴趣，因为这能提高土地的收益，增加他们的财富。1730年，政治家汤森德勋爵退出政坛后，回到诺福克郡全身心地投入农业改良，他把在国外见过的农业耕作技术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实验。在整个18世纪，甚至到19世纪初，农业通过向工业部门提供羊毛、皮革、兽脂等原料而与工业建立起密切联系。
——摘编自刘金源《农业革命与18世纪英国经济转型》
材料二 1951年，中共中央在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上指出：“党中央从来都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决议（草案）》中还规定了政府在贷款、供给新式农具和优良品种、劳模奖励等方面的政策，鼓励农民加入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农业生产。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历经互助组、初级农业社、高级农业社、人民公社的发展阶段，而农业技术变革也由最初的推广新式农具、良种改造、化肥应用发展到农业机械化，这些发展提高了农民的劳动效率，促进了农业增产丰收。
——摘编自苏泽龙《新中国成立初期传统农业改造研究》
材料三 从2004年开始，中央连续发布了14个以“三农”为主题的“——号文件”，表明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国家在“三农”领域的财政投入和政策倾斜也不断加大。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指导下，21世纪以来，国家在制定农业农村政策时均遵循“少取、多予、放活”的基本原则，逐步构建起强农，惠农政策制度框架，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投入等。
——摘编自邹於娟《新中国七十年农业农村发展历程及政策演变》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与18世纪的英国农业发展变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英两国农业发展变革呈现不同特点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农村发展变革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清政府官员曾经三头大规模集体出洋：第一次是1868 年的蒲安臣使团。这是由外国人率领的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第二次是1887年的海外游历使。这是清政府第一次通过考试选拔全部由中国官员组成的游历使团。第三次是1905 年的五大臣出洋。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遣王公大臣集体出洋考察各国政治，并且讨论和制订了考察方针和计划，立宗旨，以考察各国政体、宪法为中心;并作分工、专责任、定体例，勤采访，广搜罗，以图“他山攻玉”，“钢举日张”。通过这相隔各二十年左右的三次集体出洋，我们可以看到晚清中国官员走向世界的发展轨迹。
——王晓秋《三次集体出洋之比较：晚清官员走向世界的轨迹》
材料二 中共中央派出的对港澳、日本和西欧五国的三次考察，是为改革开放决策寻求参照和良方的“先头兵“和“探路者”。1978 年6月1日和3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听取和讨论了赴日和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考察报告；6月30 日，再次听取和讨论了谷牧访问西欧五国的情况汇报。这三次考察获得中央政治局的重点关注，影响较大，意义深远。例如，美国学者傅高义认为：谷牧率团考察西欧与1978 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
——摘编于文世芳《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对外经济考察活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末三次集体出洋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清末三次集体出洋和中共中央派出的对港澳、日本和西欧五国的三次考察的影响。
材料一 近代法国启蒙学者关注公民教育，认为专制国家的教育只是“培养好奴隶”，不会造就出真正的人。公民教育应由民主国家设立机构来领导与管理，以推翻教会对教育权的垄断与掌控。狄德罗认为优良的自然素质绝非贵族所独有，“天才、才能和美德出自茅屋里的要比出自宫廷里的多得难以计算”。只因在恶劣的社会制度下，民众的子女得不到合理的教育，其中的天才被埋没。在当时法国“优秀的爱国者”和“始终正直的公民”极为稀少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尤为重要。卢梭要求儿童多了解祖国，他认为只有掌握包括数学、文学等科学知识，方能逐渐成为合格的公民。这些构想为推动臣民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先导。
——摘编自刘春兵《思想启蒙与公民塑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探析》
材料二 民国初期是近代中国公民教育的产生发展阶段。《临时约法》首次对公民权利作出规定，为公民教育提供了法律基础。在学习借鉴西方公民教育之初，不少学者强调“德国公民教育之思想，不可完全移植于我国”。商务印书馆和《中华教育界》等民间社会机构发表西方公民教育著作文章，顺应时代要求，自觉承担推动公民教育的重任。朱元善于1916年提出，“教育之方针自当以新国家之本质为主眼，而置重于共和立宪国民之养成”，“非实施公民教育不可”。随着西方公民教育思想的不断传入，人们提倡将民主共和精神的培养作为公民教育目标模式构建的基础，使公民教育范围扩展到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摘编自朱小蔓、冯秀军《中国公民教育发展观脉络探析》
(1)根据据材料一，指出启蒙思想家关于法国公民教育的主要构想，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提出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概括民国初期公民教育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特点形成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中西方公民教育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本来周人只是一邦，邦君是大宗，邦君的支庶则是小宗；现在做了天下共主，“支庶”有不少都分封出去做了邦君。政治统治与家族统治既然还没有分开，那么宗族的分立，实际上也就是政权的分立，宗族的尊卑差别也就是政治上的等级差别。由分封所建立的邦，虽名义上是天子之臣，却是有很大.的独立性。“先君周公制周礼”，西周的礼制注重人们的身份秩序，即由家族的尊卑长幼到社会的上下贵贱。礼制具有国家根本法的属性。
——摘编自赵伯雄著（周代国家形态研究）等
材料二 梭伦改革提高公民大会的地位和设立400人会议，目的是限制贵族的权力。克利斯提尼改革，使执政官与十将军委员会互不统属，但相互制约；公民大会的立法权需经陪审法庭批准；每个公民都可以对城邦官员提起诉讼。城邦权力接受公民监督，公民制约权力。一系列政治家扮演着“立法者”角色。伯利克里时代，设立7名护法官，每年更换。当元老院或公民大会开会时，护法官位于主席旁边。行政官员也被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职权，以致“在雅典没有总揽执行权力的最高官员”。
——摘编自张庆服《希腊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差异析论一以雅典城邦和西周王国为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周代国家形态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雅典国家形态与周代相比有何不同，并分析其成因。
①牧野之战击败商王朝军队的主力 ②政治制度体现王权与神权相结合的特点
③用分封制与宗法制维护政治秩序 ④旧商贵族微子启臣服于周而被封于宋地
| A．①②③ | B．①②④ | C．②③④ | D．①②③④ |
材料一 17世纪中叶，世界科学中心开始从意大利向英国转移。当时英国不但出现了像哈维、玻义耳和牛顿这样的科学巨人，而且科学研究活动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与重视。1660年，伦敦的一些科学家举行了一次会议，正式提出成立增进物理数学实验知识的学会。后来，查理二世正式批准成立皇家学会，并将英格兰的许多小型学会并入该会。皇家学会的基本宗旨是以增进自然知识为目的，贯彻培根的学术思想，注意搜集经验事实，注重实验、发明和实效性研究。皇家学会虽然有皇家许可证，并由政府为学会经营的科学事业提供财政资助，但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的民间组织。
——摘编自陈吉明编《科学技术简史》
材料二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批准设立中国科学院。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宣布正式成立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四个学部，选出了各学部的常务委员会。会后，各学部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和国际科学发展趋势，组织召开全国性学术会议，制定《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并相继组建了包括半导体、计算机、自动化和电子学在内的一批高新技术研究机构。1986年3月，王大珩等四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高技术的建议书》并得到中央批准，形成“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这就是著名的“863计划”。
——摘编自刘海藩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皇家学会成立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英国皇家学会相比，中国科学院有何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