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商鞅作为战国时期的改革家，主张实行严刑峻法，促使秦国富强。在宋代，商鞅受到士人的不断议论。北宋思想家张耒认为从短期来看，商鞅变法促使秦兵强民壮；但从长期来看， 却导致下情难以上达，遂招致“民心日离而君孤立于上”。苏轼在《商君功罪》中指责商鞅论功行赏的措施使百姓皆追逐军功及爵禄，使秦人只“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除此之外，苏轼认为商鞅变法阻碍了思想文化的发展，以严刑峻法代替了周公、孔子的平易近民与忠恕之道。 宋代君王认为儒家思想利于士大夫道德意识的培养。 ……宋代统治者提倡以儒治国，反对商鞅的“重刑轻赏”的法治观念。

——摘编自李香玉《变法视野下宋代商鞅评价研究》

材料   商鞅精通帝、王、霸和强国之道，入秦后迅速赢得秦孝公信任。商鞅以戎秦之粗质，取三晋之严文，为秦国输入新鲜血液。但这也产生激烈地利益冲突，表现在文化政策上就是“燔诗书”。被焚烧的《诗》《书》究竟有哪些？必定是那些不合新法的篇章，所以《荀子·劝学》说：“诗书故而不切”。毕竟《诗》《书》也有精华部分，像《秦风》《秦誓》中都记越着秦人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这是鼓舞秦人坚持变法的精神动力，因此它们才完好地保存下来。“燔诗书”是“明法令”的手段，商鞅不惜采取“立木为信”的方法来达到“明法令”的目的。商鞅变法后，六国士人大规模入秦，谋取功业。

——摘编自马晓茵、束 江涛《〈韩非子·和氏篇〉之“燔诗书而明法令”考证》

材料   早在距今约四千多年的夏朝,便有了连坐制的雏形。据《尚书》记载,被后人称颂为贤君的夏启和商汤在出征之前的训词中威胁部下，警告他们如果在战争中不听从命令,就会将犯者连同其子一并处死，这是族刑在立法上最早的记载。到了秦国商鞅变法时期，商鞅主持建立了一套更加严密的“连坐制”。其内容包括: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凡民有二男劳力以上的都必须分居,独立编户，同时按军事组织把全国吏民编制起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不准擅自迁居,相互监督,相互检举,若不揭发,十家连坐。正是连坐制度将秦国打造成部了一个绝对掌控在君主手中的社会,国家意志得到不折不扣地贯彻。商鞅设定的法律如同文一只大网,把整个社会牢牢罩住。连坐制度与宗法制度相伴整个封建文明始终，共同调整维护了几千年的社会秩序。

——摘编自朱永昌《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