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马援少有大志，常对宾客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他是闻名于世的“光武中兴”名将，建武八年（32年），马援协助光武帝消灭隗嚣势力、平定了凉州。建武十一年（35年），马援被任命为陇西太守、剿灭羌敌、治理地方、修筑城池、开导水利、发展农牧，使得郡中百姓安居乐业，六年后、因政绩卓著，马援被征召入朝、担任虎贲中郎将，建议重铸五铢钱，“天下赖其便”，建武十八年（42年），马援率军平息二征叛乱，平定西南边境、并参照汉代法律、对越律进行整理，修正了越律与汉律矛盾的地方、以约束交趾人、匈奴、乌桓尚扰北边，马援请求击之、最后死于平定五溪蛮的前线。汉章帝继位后、亲写金匾“马革裹尸”派人送到马家、并以此为军歌，在汉军出征前唱咏、在马援战斗过的地方、人们念其功德、把马援奉为大神、多修庙建祠以祭祀、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   张酺（？-104），东汉名臣，历官明帝、章帝、和帝三朝，深为朝廷倚重。少时从祖父张充学《尚书》，能继承其学业。又师事太常桓荣，学习勤奋，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渐负盛名。公元66年成为南宫《五经》师之一、为宗室四姓小侯讲授经学，深受称赏。汉明帝召其为郎，赐车马衣服，令入宫教授太子刘炟。他为人耿直，常匡正太子的言行，深得太子敬重。汉章帝即位后，曾多次赞扬他“屡有谏正，阎阁恻恻，出于诚心，可谓有史鱼之风矣”，并要其他为诸王讲学的经师向他学习。后来，他以侍中、虎贲中郎将出任东郡太守。他到任后便提拔义勇，搏击豪强，查处滥杀长吏，提拔重用忠义之人。汉和帝时，历任魏郡太守、河南尹、太仆、太尉、宰相等职，为政刚正不阿，抑制豪强，政绩卓著。临终前嘱咐儿子：“我位居三公，且不能宣扬德化，使臣民遵循制度，葬我时当务节俭！”卒时，皇帝亲临丧礼，赐以墓地。

——据太和人物《张酺》等整理

材料一   家族变迁中的历史

材料二   袁良以习《孟氏易》举明经为太子舍人，东汉光武初任成武令。以后其孙袁安以通《易》举孝廉，持身庄重、居官不畏权势、以公事为重，颇为朝廷恃赖，历仕明、章、和三帝，位至三公，从此袁氏地位急剧上升。袁京、袁赏、袁敞等皆因高门而被拜为官；袁敞以父任为太子舍人，廉劲不阿权责，颇有父风，屡在三公位。袁汤多历显位，仕至三公。袁成任三宫中郎将，与外戚梁冀交好；袁逢曾任太仆、司空、执金吾；袁隗为三公。宗族袁赦时以中常侍（东汉时由宦官担任）用事于中，与袁逢、袁隗相为内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他公族同”。其时大将军以下莫不与袁氏交结。

袁绍“壮健好交结”“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加上汝南袁氏的声望和他特殊的身份，周围有一大批拥护者。袁绍早年任中军校尉、司隶校尉，曾指挥诛杀宦官。汉末董卓进京、欲行废立事，袁绍最先起兵山东，进讨董卓，响应者众，号称百万，袁绍被推为盟主。在汉末群雄割据的过程中，袁绍先占据冀州，又夺青、并二州，后又占据幽州，一统河北，成为势力最大的诸侯，在官渡之战中败于曹操，后病逝。表术年少时以侠气闻名，后升迁为虎贲中郎将，曾与袁绍、曹操等共讨董卓，后与袁绍对立，被击败后割据扬州，一度称帝，部众离心，病死。

——据胡秋银《汝南袁氏的发展与东汉社会之变迁》等

材料   王莽分别于居摄二年（公元7年）建国元年（公元9年）建国二年（公元10年）和天凤元年（公元14年）进行币制改革，铸造了“六泉十布”等近二十种货币。王莽的币制改革和其他改制一样，也被打上了复古崇周的烙印。《食货志》记载：“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在第二、三次币改中，最小额的币种只有一铢重，使用起来极不方便。这就迫使人们必须要持有一定数量的大面值货币。而一旦参与以小易大的兑换活动，不管是何种面值比例的兑换，都要接受67%以上的财富掠夺。不仅如此，而且各种币种之间的兑换也十分复杂。但是单从技术角度来看，王莽的历次币制改革是卓有建树的，他所创造的卧式铸钱法一直被后代王朝所沿用。

——摘编自李建雄《王莽的币政改革举措研究》

材料   崔寔，东汉时期政论家、文学家。出身官宦世家，有学术传统修养。他身经东汉乱世，置身政局，对于政事颇有体会和认识。面对当时的动荡政局，崔寔认为“凡汉所以能制胡者，徒擅铠弩之利也”，因此政府应重新确立过去的规章制度，这是治边的基础。他明确提出“无赏罚之君而欲世之治，是犹不蓄梳枇，而欲发之治”，这与王符的执法务严、隆赏重罚的理念不谋而合。崔寔深刻洞察当时的社会状况，认为当时富者食席丰足有余，而财势日盛，贫者困促，而生计岁益窘迫。对此他提出了“徙贫人不能自业者于宽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的解决之道。然而，崔寔并非身处权力中心，其思想难以为政府采纳。

——摘编自彭琳《崔寔<政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