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魏晋南北朝绘画地理分布图（局部）
——据赵振宇《魏晋南北朝绘画地理格局研究》绘制
从地图中A、B、C三个区域，任意选择一个，概括所选区域绘画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战国秦汉的社会转型，造成了各阶层地位的巨大变动；刘邦依赖一群“亡命无赖”逐鹿定鼎，带来了汉初的“布衣将相之局”。周代那些延续已久的显贵家族衰败了，世族一时出现了断层。汉初的统治者来自“军功受益集团”，这是一股新兴的势力。汉初时约有60万将士因军功赐爵而获得田宅，军爵的受益面可达300万人，约占当时人口的五分之一；在丞相、列卿、守相等职位上，打天下的英雄们及其子弟在汉高帝时曾占到了97%之多，在惠帝、吕后时为81%，在文帝时仍达50%。此后的一个世纪中，这个阶层逐渐下降、消失。相形之下，文吏和儒生们活跃于政治舞台和文化舞台，这两个群体都是流动而开放的。
材料二 西汉社会很富于平民性，官僚政治也是“选贤任能”的，可是总会有某些家庭得以父子、甚至父祖相继居官。越是早期社会，宗法观念越浓厚，家族单位越重要。这些新的世家依靠官位逐渐建立了社会影响，他们的继续发展，还在魏晋以降造成了一个不算短的士族门阀政治时代。到了东汉，乡里豪右往往拥有成百上千的依附农、徒附，武断乡曲、隐匿人口，并经常“世仕州郡”而垄断了地方政治；而“官场”是滋生“世家”的又一场所，由世代居官逐渐形成了一些官僚世家，诸如“五世二千石”“七世二千石卿校”之类。随着社会的文化发展，世代传承学术的“学门”型世家也在不断地滋生。“名士固然不一定从大姓、冠族中产生，但出于大姓、冠族的恐怕要占颇大的比例”；“士与宗族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豪右的优越经济条件，得以使其子孙接受教育，成为“学门”，以明经资格出仕于州郡朝廷成为官族。豪右、学门和官族三者以“族”为单位相互转化，逐渐形成了闭锁的循环，门阀士族由此而萌生发端。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战国秦汉社会转型的表现，并简要分析这一转型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门阀士族形成的历史背景。
材料 孝文帝刚在洛阳定居下来，立即拟定除皇族九姓（包括元氏共十姓）最尊贵外，以勋臣八姓为最高门第。其他各个宗族也按照祖宗官位高低分别列入姓族。一般的本族人民被排斥在姓族之外，成为庶姓编户。汉士族原有门第等级，孝文帝又重新辨别其高下，承认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等汉族大姓为郡姓之首。在郡姓内，各按其祖宗阀阅的不同，分为甲、乙、丙、丁四等，称为四姓。汉人四姓与鲜卑八姓地位相等，享有同样特权，不得授予卑官，还通过法令形式，确定“以贵承贵，以贱袭贱”。他还自己带头，并要求皇族娶汉族名门士家之女为妻。
——摘编自马德真《论北魏孝文帝》
(1)根据材料，概括北魏孝文帝士族制度改革的举措。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北魏孝文帝士族制度改革的影响。
材料 谁是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希望?
| 钱穆《国史大纲》 |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
“南北朝本是一个病的时代。此所谓病， 乃指文化病。若论文化病，北朝受病较南 朝为浅，因此新生的希望亦在北朝，不在 南朝。” | 东晋南朝代表着三国西晋以来中国历 史发展的正常道路， …… “从更长的 历史视野来看",唐代的变化不过是对 东晋南朝的继承或衔接，即南朝化。 |
材料一 在两汉，江南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南朝时有稻、麦、黍、粟、菽、麻以及其他各种杂谷，它们与水稻交错播植。这一时期形成了江南稻作区、荆湘南川稻作区、汉中巴蜀稻作区、南阳盆地稻作区、淮南稻作区、交广和闽广稻作区。南朝时地方官多能注意兴修水利工程灌溉农田，水利工程星罗棋布。江南水田耕作，广泛使用铁犁和牛耕，通过深耕细作，宋时豫章郡的良田可达“一亩十斛”。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自晋氏流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
——据《宋书》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朝江南农业的发展。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南朝江南农业发展的原因及意义。
材料一
材料二鲜卑族进入中原以前，其社会形态一直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可以说是“魏初风俗至陋”。进入中原以后，由于鲜卑贵族内部奴隶主保守势力的存在，这种封建化转化是十分缓慢的。原先迁徙式的游牧经济进入中原后逐渐弱化，封建农业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他不可能同落后的经济制度平等相处，这两种经济所代表的阶级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北魏政权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以占少数的鲜卑族人来统治占大多数的汉人和其他民族人，尤其是以一个落后的民族来统治比他先进的民族，其间反差，势必导致民族间的隔阂。因而完成鲜卑族的封建化与处理鲜卑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当务之急。孝文帝时期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摘编自龚荫《试论北魏封建化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内容的相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与孝文帝改革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材料 平城时代是北魏势力发展的重要时期，但随着北魏帝国的发展，平城已不再适宜作为都城。493年秋，孝文帝放弃平城，迁往洛阳。洛阳素有“王里”之称，却在晋末大乱时毁于兵火，“号为荒土”。孝文帝“营洛务求壮丽”，“礼盛周宣《斯干》（祝贺周朝贵族宫室落成的歌辞）之制，事高汉祖壮丽之仪”，里坊形制益发规整化。城中有“户十万九千余”，若按五口之家的标准计算，至少也有五六十万人。而后世王夫之则认为：迁洛“涂饰虚伪……糜天下于无实之文，自诧升平之象。强宗大族，以侈相尚……部落心离，浮华气长”，是北魏速亡的原因。
——摘编自陈汉玉《也谈北魏孝文帝的改革》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时期重建洛阳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孝文帝时期重建洛阳的活动。
材料一 我国史籍中保存了极为丰富的人口资料。先秦时期人口在两千万左右；西汉平帝时约五千万；东汉初二千七百余万，东汉中期约五千万；唐初一千万，开元时五千万；清初三千万，清乾隆初年时一亿四千万，道光时四亿一千万。秦派军队征服了珠江流域的越族后，在那里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三个郡，同时迁移中原居民五十万人与越族杂居，中原的铁器和先进技术也随之传入越族地区。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率鲜卑贵族南迁并定都洛阳，使得拓跋部这个文化程度较低社会发展落后的部落逐步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唐末以后许多中原人民迁到契丹境内；南宋与金对峙时期，大量北方居民南迁。
——摘编自王春香《浅谈中国古代人口的变化和人口迁徙》
材料二 魏晋统治者为了扩充军队，增补劳动力，通过强制和招引，迫使匈奴、羯、氐、羌、鲜卑5个少数民族向南迁徙，史称“五胡内迁”。自西晋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罕见的“北人”南下现象，《晋书·食货志》就此写道“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存者盖十五焉。”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一度存在多个相互敌对的政权，每个政权的内部又存在多个敌对势力，“胜者为王败者寇”，流人也便随之多了起来。大批流人被迫迁往偏远地区，在当时自然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但从另一角度看，对流放地区的发展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如三国时期的虞翻，曾被流放到交州。史书上说，他在那儿“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
——摘编自李春光《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至南宋人口数量变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人”南下的原因及影响。
材料一 北方人民大规模的南下计有永嘉之乱、苏峻和祖约之乱、后赵败亡、淝水之战、刘裕北伐、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下瓜步、宋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这七次，总数约有90万人左右。简言之，在此期间，北方平均8个人中有一个南渡，南方平均6个人中有一个北来侨民。其流徙方向大体是北方东部的人民流向南方东部，北方西部的人民流向南方西部。北方人民到达南方，大都举目无亲，出路之一便是依附早先来到南方的士族或地方豪强，成为被隐匿的人口。
——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
材料二 在1661-1812年这150年间，福建人口增加了9倍，耕地仅增加32%，人均耕地数从7.11亩降至0.9亩。道光年间“几乎年年有灾，灾区遍及全国”，维持生活“颇费踌躇，于是乎奔走外洋”。中国人移殖澳洲，“殆始于1840年到1859年之间”。随着中外一系列条约的签订，洋布“把土布消灭了百分之九十九”，“无业贫民乘北风附洋舶往国外图生计”。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加强了对起义造反者的镇压，大量农民出洋避祸。如“广东新会平南王黄德滋，率部渡南中国海，最后抵达澳洲北部达尔文港，成为淘金工人”。
——张秋生《略论早期华工移居澳大利亚的社会历史条件》
材料三 根据联合国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按照国籍划分，国际流离失所者居世界前十位的难民来源国及数量分别是：叙利亚660万人，委内瑞拉440万人，阿富汗300万人，南苏丹220万人，缅甸110万人，索马里90万人，刚果（金）80万人，苏丹70万人，伊拉克60万人，中非共和国60万人。
——陈冰《全球难民治理的出路在哪里？》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方人民大规模南下”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对南方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近代华工赴澳的国内原因。
(3)根据材料三，指出当代世界难民的主要来源区域。结合所学，分析二战以来联合国为保护难民基本人权做出的努力。
材料 拓跋鲜卑本是游牧民族，北魏建国后开始发展农业，到孝文帝时期，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转型，法律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北魏太武帝修改律令，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诏：“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北魏前期游牧经济下，官吏依靠班赐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班赐的最大来源是掠夺战争。为了约束官吏，整治秩序，北魏设置赃罪，但贪污仍屡禁不止。孝文帝时期，实行班禄制，为官吏发放俸禄。盗罪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至迟在西晋时“盗”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概括。拓跋氏隆兴之时，规定：“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太武帝以降，对于盗取官财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盗劫官私财物者流放至边地，甚至处以死刑。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亲自勘定流刑：“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这一系列措施，适应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北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姚周霞《转型前后北魏经济变迁对立法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法制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法制改革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