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魏孝文帝在位时（471—499年），统治集团在政治、经济、鲜卑人的生活习惯等方面采取了规模较大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改革大体分两期进行（如表3）。它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各族融合的成果。改革也遭到了一部分保守的拓跋贵族的反对。

——据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等整理

材料二   当时民族汇集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孝文帝顺应历史潮流，经过孝文帝的主动融合……鲜卑族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的转变促使了整个社会习俗的改变，汉族风俗习惯成为整个社会习惯的主体。鲜卑和其他民族的加入，为汉民族不断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摘编自葛剑雄《元（拓跋）宏及其迁都和汉化》

材料一

实际上，孝文帝选中洛阳作为都城，是因为西边的关中在北魏统治之下，而至于东边，他也无须再经营燕赵，故东西都可放心。他的目的：一是汉化，二是南伐。因为要吸收汉文化，所以作为数百年政治文化中心的汉晋旧都就成为理想的都城。当南北军事力量相等时，洛阳接近南境，就是不利条件；但当北方势力强于南方时，洛阳便于向南扩张的地理位置，又成为孝文帝迁洛的主要依据之一了。

——摘编自周一良《读〈邺中记〉》

材料二

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一月，孝文帝进驻洛阳。次年便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和“禁胡语胡服”，并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太和二十年（496年），大改姓氏，包括拓跋焘（北魏太武帝）以来的八大诸姓在内，改了一百余鲜卑姓为汉姓。

——摘编自史苏苑《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平议》

材料蜀汉建立初期，益州存在“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弊病，南中（西南夷）则出现统治并不稳固的局面。诸葛亮在受刘备托孤之后，派邓芝出使东吴，重修盟好，孙权乃下决心“绝魏，与蜀连合”。在诸葛亮治理之下，蜀人张裔称赞当时：“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诸葛亮还充分利用益州原有的条件，大力发展水利事业，使当时的绵竹、广汉一带的水田能亩产30斛以上。同时，成都“家有盐泉之井”，国有司金中郎将“典造农战之器”，蜀锦更是驰名全国，远销吴、魏。诸葛亮面对南中的叛乱，亲自率军南征，同时采用了马谡“心战为上”的建议。战后，他继续任用当地的夷帅的同时，迁移部分益州民众进入南中。诸葛亮治理之下，蜀汉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对他“畏而爱之”。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 自西晋永嘉之际北方大乱，“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率过江淮”，“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以后北方流人南下几未中断，据估计北方人口南下总数约九十余万。为安置这些北方士人和流民，东晋在长江南北设立了很多侨州、侨郡和侨县，用北方地名建置，管理各该 属籍的流人。侨人的户籍用白籍，以区别于土著人的黄籍，属于白籍的人户享受免除一定赋役的优待。侨置政权的官吏皆由北方士人担任。

为限制大族的占有人口和增加政府收入，早在东晋成帝时便先后有“咸和土断”和“咸康土断”的实行。所谓土断，即不论原来属籍何地的大族与庶民，一律以土为断——按现居住区编入户口，将白籍改成黄籍，承担国家租役。桓温的“庚戌土断”成果较显著。

在加强经济上的集权方面，刘裕当政时，又于东晋义熙九年（413年）实行“义熙土断”。这次土断 雷厉风行，会稽余姚大族虞亮隐匿千余人，被刘裕处死。

——摘自詹子庆、田泽滨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   拓跋鲜卑本是游牧民族，北魏建国后开始发展农业，到孝文帝时期，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转型，法律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北魏太武帝修改律令，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诏：“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北魏前期游牧经济下，官吏依靠班赐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班赐的最大来源是掠夺战争。为了约束官吏，整治秩序，北魏设置赃罪，但贪污仍屡禁不止。孝文帝时期，实行班禄制，为官吏发放俸禄。盗罪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至迟在西晋时“盗”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概括。拓跋氏隆兴之时，规定：“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太武帝以降，对于盗取官财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盗劫官私财物者流放至边地，甚至处以死刑。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亲自勘定流刑：“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这一系列措施，适应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北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姚周霞《转型前后北魏经济变迁对立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