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相传黄帝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会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 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 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时期华夏族界域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其演变的相关因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魏拓跋鲜卑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并从“中华民族发展” 的角度，分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 孝文帝在位时期，认为既有的法律不完善导致奸吏任意出入人靠、于是“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书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他本人更是直接参与了法律的制定。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孝文帝下诏：“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门，门诛止身”，北魏特有的门房之诛被废除。孝文帝认为：“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孝文帝时期建立了中华法系很有特色的制度：存留养亲制度，即犯有死罪的人、在其尊亲属尚在又无人供养时，允许该人奉养至其尊亲属死亡，然后再执行刑罚。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孝文帝也仿照汉族实行俸禄制度，“给百官绢粟有差”。随后将法律最初规定的“枉法十匹，义驻二百匹大辟”改为了“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北魏的法制建设为中华法系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摘编自魏志静《北魏孝文帝法律改革述评》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法律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孝文帝的法律改革。
材料 关于曹魏张皇后被废一事，最早见于陈寿《三国志》，“（嘉平六年二月）庚戌，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废易大臣（司马师）……事觉，诸所连及者皆伏诛。辛亥，大赦。三月，废皇后张氏”。宋代学者胡三省，则指出司马师弑后而非仅废后，并强调“曹操杀汉后伏氏，而司马师杀魏后张氏，此不惟天道，亦操之有以教之也”。清代学者黄恩彤亦认为：“窃谓（曹）操第弑后耳，司马（师）则不止弑后，且弑帝矣。不惟司马（师）之恶浮于操，亦天恶曹瞒，假手司马（师）以倍其报也。”清代学者洪亮吉则援引刘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的注子以佐证，一为当时大臣文钦给郭淮的书信，“太傅（司马懿）既亡，然其子（司马）师继承父业，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废）主弑后，残戮忠良，包藏祸心，遂至篡弑。”二为毌丘俭讨伐司马师时向朝廷的上书，“故光禄大夫张缉，无罪而诛，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并指出该志《孙峻传》中亦有“（孙）仪等自杀，死者数十人，并及公主鲁育（正史确载其被杀）”等相似内容。
——摘编自黄树林 曾庆环《胡三省“司马师杀张后”说探微》
(1)根据材料，概括古代学者赞同“司马师杀张后”说的理由，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你的观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研究历史问题时应该恪守的原则。
材料一
| 目录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序幕 奔向新时代的滚滚浪潮 司马炎使中国再度统一 第二章胡汉的抗争 第三章跨越胡汉之壁垒 苻坚的时代 北魏的登场与时代状况 …… 第四章 江南贵族制社会 东晋的贵族制社会 …… 第五章 南朝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第六章 江南的开发与民族间的斗争 第七章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第八章 北朝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北周武帝与华北再统一 |
——[日本]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材料二 评价历史有两个尺度，第一个尺度，是着眼于它与前朝后代的差异，尽量突出它的特殊性，这是“分期论”的尺度；另一个则是“变态—回归”的尺度，即在观察特殊性的同时，去寻找那些抑制“旁逸斜出”,并最终使历史步伐回归于“中轴”的力量和条件，及造成“变态”与导致“回归”的机制与过程。
——摘编自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材料二的观点。
材料 经济繁荣、文化先进而军力孱弱的北宋和南宋，都是在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大武力面前退出历史舞台的。在许多时候，用武力取胜的一方往往需要从失败者的文化里吸取更为强大的养分，否则胜利者将面临困窘、挫折乃至惨败的后果，这就是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律背反。值得注意的是。
在征服与被征服之前，落后的民族已自觉地学习先进民族的文化，以增强国力；在征服成功之后，这种学习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全新建设。宋辽夏金元时期的文化大整合，使少数民族的汉化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汉文化的生命力也得以提升和完善。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被征服者最终征服了征服者。
——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史》（第二版）
解读材料，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其他相关史实，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正确、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在变法初期，商鞅通过“徙木立信”获取了秦国百姓的信任；此外，当秦国太子违法时，商鞅秉公执法，让太子的老师代太子受罚，使秦国自由散漫、藐视法令的风气被一扫而净。在其改革措施中，虽然大多数都和政治、经济相关，但这些措施最终都达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
——摘编自张涛《移风易俗：商鞅变法的重要侧面》
材料二 孝文帝拓跋宏亲掌大权以后，继续推行改革，尤致力于文化、习俗等思想意识方面，推动了改革的深化，他推行这一系列措施的目的，固在于“移风易俗”，而“移风易俗”的深层目标，则在于提倡和追求儒家的传统价值观。但是，当孝文帝全盘接受了这一传统的价值观念之后，就不得不把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都置于这一价值观念的束缚和制约之中。
——摘编自庄辉明《从“去故崇新”看北魏孝文帝的价值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商鞅变法对秦国社会风气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孝文帝“移风易俗”的举措及其实质。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移风易俗”的认识。
材料一 史料1
史料2
材料二 东汉时期，在我国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过着游牧生活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陆续内迁。他们跟汉人杂居，学习农业生产，与汉族人民的联系日益密切，但是大多也还保持部落组织，保留自己的语言和习惯。到了西晋初年，内迁的匈奴、鲜卑、羯、氐族和羌族等族共有几十万人。
西晋末年，由于北方大乱，北方的汉族也先后南下，逐渐迁移到了长江中下游一带。据考证，当时迁居到南方的中原人有70多万。如此多的百姓来到了长江一带，使长江地区迅速变成我国另一个经济文化中心，中国南方也得到了极快的开发与发展。
——摘编自《中国民族关系十讲》等
(1)指出材料一中两则史料的价值，并做出合理推断。(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内容，概括中国古代民族迁移的特点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 北魏孝文帝认为使用近百年的都城平城“只是用武之地，非可文治”，而洛阳是帝宅王里，可“光宅中原”，故有意迁都。 由于迭经战乱，洛阳早已衰败，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巡幸洛阳，令穆亮和与汉族人氏李冲、董爵等人筹划重建。 两年之后，北魏“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考古发掘证明，北魏洛阳城的核心格局继承、发展了中原正统王朝的都城模式和制度。迁洛早期重建的洛阳宫太极殿广泛吸收、借鉴了魏晋洛阳城、南朝建康城和平城太极殿的形制。整个城市分为宫城、内城和外郭城。布局谨严，规模宏大，远超前代。筑外郭城以及在城内统一规划建造里坊，郭城区域的功能进一步明确和丰富。
——摘编自钱国祥《北魏洛阳外郭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孝文帝重建洛阳的原因。
(2)根据材料，概括孝文帝重建洛阳的举措。
材料一 据载，在周公摄政时就分封了71国，其中大部分都是周的同姓子弟。分封时要举行隆重的册封仪式，天子“授民授疆土”，将某地区的土地连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封赐给诸侯，由他们去建立国家。诸侯要对天子承担镇守疆土、屏藩王室、缴纳贡物、朝觐述职、发兵从征等义务。周朝的分封则主要是由统治部族对被征服地区主动进行的武装拓展，大大加强了王室对全国疆域的控制，巩固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即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简史》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西周建立分封制度的内容与影响。
材料二 《史记˙商君列传》所说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此举体现了国野制度崩溃，国人与野人界线泯灭的变化。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事在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户籍相伍与集乡聚为县两事，是秦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转折点。县既由基层的乡聚组成，乡聚以下又有什伍之组织，这样一来，就将过去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改造成为从户开始经什伍到乡聚再到县的严密的地缘关系组织，形成了完成意义上的基层地方行政组织体系。从秦统一天下后将县的幅员定为“大率方百里”的原则看来，在商鞅集小乡聚为县时，必然也已有某种分划的原则。同时每一县都由国君任命的县令担任长官，也标志着官僚制的完善。
——摘编自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秦国地方行政制度有何重大变化？对秦国加强统治有何意义？
材料三 在北魏前期，由于民族本位意识……汉化处于不自觉的状态。……北魏孝文帝以其非凡的勇气、魄力，矢志不渝地推进鲜卑族的全面汉化改革，将北魏汉化运动推向高潮。他的一系列汉化举措，使得鲜卑上层与汉族上层融为一体，使鲜卑族的主体部分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孝文帝在文化上汇通南北，大量汲取南朝文化，不仅补充了北朝文化的缺失，更有助于消除南北歧见。
——摘编自胡阿祥《魏晋南北朝史十五讲》
材料四 （孝文帝）恶本俗之陋，欲以华风变之，故不惮为此举也。然国势之衰，实始于此。
——赵翼《廿二史札记》
(3)材料三、四中两位作者对孝文帝改革的评价有何不同的认识？指出导致评价不同的因素有哪些？
材料一 秦汉统一帝国形成后，民族认同意识进一步增强。司马迁在《史记》中，以黄帝为华夏第一帝，将“五方”之民，将秦、楚、越，以及中国四边的匈奴族、南越族、东越族、西南夷等的祖先一同纳入华夏同祖共源的世系中去，成为古代中国人“同源同祖”的渊源，由此构建了由五帝三王起始的中国五千年的政治与民族、文明的历史。
——摘编自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材料二 经历孝文帝融合和后来的发展，百多万鲜卑包括北方各族移民迁移到中原和洛阳，并最终融入了汉族之中，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为汉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而鲜卑民族也在一个新的民族大家庭中得到了永生。在吸收了鲜卑各族文化后，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远远超越了南方的汉族文化，民族融合波澜壮阔，南北文化相互碰撞。
——焦兴青《北魏孝文帝改革对我国民族大融合的启示》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司马迁在民族认同方面的贡献及时代背景。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孝文帝为推动“民族融合”的举措及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