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清朝前期，西南各地土司实力增长，因而拥有了辖地内至高无上地位和权力，随之增强的扩张欲望甚至能导致掠夺他处民众“千有余口”的案件。当时部分土司对土民“取其马牛，夺其子女，生杀任情”，经济上则“因而科敛，用一派十”。如缅宁地区的土司每年以定额征收土民白银1348两3钱，除48两上缴清政府外，“余俱土司收用”，此外“遇有公私事件，又行加派。每年派银一二千两不等”。西南地区时有土民向清政府官员请愿的事件，也时有土民愤而杀死土司的案件。这些都使朝廷认定“必归事权，始可一劳永逸”。在改土归流的进程中，多有土民“欢欣鼓舞，情愿编户纳粮”的情形。完成改土归流的地区，清政府往往按旧定额征收赋税，并在设置府县、清查户口、鼓励垦荒的同时，建立以官学、书院、义学为主的地方教育系统。

——摘编自李良品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域下改土归流的历程、原因及作用》

材料 夏商时期，人们对于居四周及文化上与内地不相同的民族称之为“夷”,自称 为“夏”或“华”。春秋战国时期，内地与周边始有文明之比较，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称为蛮、夷、戎、狄，以示华夷有别。汉初，由于国力上的劣势，在处理民族关系理念上沿袭先秦的华夷思想，凸显“夷夏”之大防；武帝时又进行了调整，强调“以夏化夷”,纳“夷狄”于华夏，实现一统。唐太宗视“四夷”与华夏享同等人格，对各民族“爱之如一”,促进民族之间完成了深度的文化交流交融，推动着多民族整合不断向前发展。清朝时乾隆的“华夷”观念又有所突破，认为天下“大一统”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从而摆脱了“华夷之大防”的观念。清代“华夷”一体的理念，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均实现了对传统“华夷”观的历史超越。

——摘编自段超高元武《从“夷华之辩”到“华夷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