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康熙皇帝虽不是“西学中源”说的首倡者，但是他的提倡却极大地影响了这一观点的传播。黄宗羲肯定“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王夫之承认西学多“剽袭中国之余绪”。汤若望在《主制群征》中所介绍的西方血液循环理论，固然与中国古代医典《黄帝内经》等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建立在西方近代人体解剖学基础之上，具有比中国古代医学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地方。

——摘编自葛荣晋《“西学东渐”与清初“中西会通”的科学观》

材料二   晚清学者多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只是“格致之学”，因此既不主张“全盘西化”，也不支持固守“中学”。以冯桂芬为例，他认为应该“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来进行改革，这是典型的“中体西用”观。冯桂芬所坚持的“体”就是传统的“四部之学”，而“用”则是冯氏认为“四部”之中所缺乏的“格致之学”。“中西学并举”的典型做法是将中西学知识分别按照其各自分类体系“合并”到一个新知识框架之中。如1861年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将知识分为“中学”“西学”两类；1883年王韬在《变法自强》中提出的“八科”方案，将知识分为文学（“中学”四科）和艺学（“西学”四科）两类。

——摘编自郑云艳《中西文明互鉴中的三种知识汇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