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有利于提升国民的综合素养 | B．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实际 |
| C．完善了国家的美育课程体系 | D．继承了传统的教育思想 |
材料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有着“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的称誉。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流，李大钊通过文章猛烈地攻击了尊孔复辟的谬论，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李大钊认为，不能一味地模仿西方的政体形式，而是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民主政治道路。同时还要考虑“民彝”。彝本是古代的彝器，象征着帝王的专制统治，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就表现为法度、权威。而李大钊则用西方进步思想中的“民主”“自由”精神来阐述“民彝”，认为“民彝”就是人民的法则、制度。1917年，李大钊则发表了《调和之美》，首次表明其“调和论”世界思想，来进一步阐释中西文化究竟该如何结合的问题，各方的利害而调和，达到完美。李大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重视中国的文化走向，并形成了正确的群众思想，让人民群众认识、了解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从思想方面产生阶级觉悟，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思想的理解，奠定了后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1)根据材料，归纳李大钊的思想。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评价李大钊的思想。
材料一1866年年底，奕䜣奏请在同文馆内增设天算馆，招收30岁以下的正途士人（秀才、举人，进士、翰林）。这一建议，本是洋务事业发展之后的题中应有之义……大学士倭仁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梁启超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集大成，在变官制……御史文悌说：若全不讲为学为政本末，如近来《时务知新》等报所论，尊侠力，伸民权，兴党会，改制度，甚则欲去跪拜之礼仪，废满汉之文字，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内，直似只须中国一变而为外洋政教风俗，即可立致富强，而不知其势小则群起斗争，招乱无已，大则各便私利，卖国何难。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 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中指出；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得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五四运动前后，文化保守主义者主要关心的并不是传统的纯洁性，而是如何在外来刺激的深远变革中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色，一方面并不排斥学习外来文化，另一方面则强调不忘本土文化的地位，这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最低纲领。
——摘编自俞丽君《关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西文化论战的思考》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晚清保守势力反对学习西方的理由及晚清时期学习西方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
(3)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近代中国思想论战的认识。
侯绍裘是上海松江第一位共产党员，1918-1920年求学于上海南洋公学，1923年秋入党，1927年牺牲于南京。
材料一 这个暑假（1919年），实在是我一个很可纪念的时期，因为我的思想，在这时期内起了一个急激的变化。
暑假以前，我正看饮冰室丛书（梁启超文集）。到了这个署期内，我方才开始看《新青年》，一看之后爱不释手。《新青年》所给予我的影响，最重要者有二端∶一是文学观念；二是对旧道德、旧礼教的见解。看了《新青年》，方才明白了文学的真义。对干白话文五体投地的佩服。至于道德观念方面，以前虽不十分崇拜孔子和后世儒家的伦理，欲赖以改良世道人心，及知看了《新青年》，方知二者不可得兼。罢课中的社会主义的思潮，使我想舍弃学生界的政客式的运动，而从事于社会革命的运动。我那时对于社会主义只有一些很模糊的观念，以为是一种富于破坏精神的、反抗一切特权阶级的革命罢了。至于其他的派别，更其弄不明白，同时还觉得商界中人也不足与有为；惟有劳工阶级在我那时的心目中，是诚恳笃实。可与共事的。干是便想投入工厂，藉以实行宣传社会主义的素愿。
——改编自《我的参与学生运动的回顾》
材料二 我们第一须先确立我们的人生观，要使我们的人生观是社会的而非个人的，要认定一个人不是为一己而生，是为社会为人类而生，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为人生的最终目的的最大责任，而以尽此责任为乐。当社会的自由与个人自由相冲突时，我宁可牺牲我一己的自由而为社会的自由着想。
——改编自《我们该做怎样的青年》
（1）根据材料一，指出侯绍裘"这个暑假"思想转变的原因。
（2）依据材料，归纳侯绍裘思想转变的表现。
（3）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你如何看待侯绍裘思想的转变？
材料一 1919年年初，新旧文化激烈交锋之时，北大较保守的学者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该刊思想上基本沿袭了清末国粹主义。在此背景下，新文化阵营提出了“整理国故”问题。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湖》杂志上撰文，针对“抱残守缺”“追慕国故”的倾向而提出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这一看法得到胡适等人的支持。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树立起“整理国故”的旗帜。他认为，“新思潮的意义”只是一种“评判的态度”，也就是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因而对“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应做到，“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就研究范围和重心而言，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整理国故”也体现了对全部传统，尤其是非儒学派的重视。胡适认为，“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的恢复”。
——摘编自罗检秋《“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
材料二 “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中两个最著名的口号，也是这一运动的纲领，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与他对“科学”的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他提出要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另一方面，他想通过整理国故来说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科学方法”，为“科学”在中国寻根，并借此证明“科学”并不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相容的“舶来品”，即提倡、宣传“科学”也具有传统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相信社会、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有着共同的“方法”，所以他要借整理国故来证明此点，同时，这也是为“打通”二者所做出的一种积极努力。
——摘编自雷颐《“整理国故”：为科学在中国寻根》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整理国故运动兴起的思想文化背景，并分析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传统文化。
材料一 唐朝时儒释道虽然互有消长，但基本上处于并用的状态。孔颖达等人受诏编撰的《五经要义》，成为每年明经考试的依据。开元中天下寺庙总计5358所，至武宗时增至四万余所。唐代著名画家尉迟乙僧原是于阗（注：古代西域王国，居民属于操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人）贵族，画作受到广泛欢迎，“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之物象，非中华之威仪”。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于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
(1)学者们认为，唐文化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请依据材料一及古代中国政治文明的相关史事对此予以肯定性论证。
(2)概括材料二中陈独秀给青年提出的修身建议。结合所学知识，试从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角度说明这些建议的积极作用。
五四时期，围绕着《学衡》杂志的一批学者公开反对新文化运动，这批学者被称为“学衡派”，其中主将梅光迪锋芒最露，影响尤大。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吾国近年以来，崇拜欧化，智识精神上，已唯欧西之马首是瞻，甘处于被征服地位……。然欧化之真髓，以有文字与国情民性之隔膜，实无能知者。于是作伪者乃易售其术矣。国人又经丧权失地之余，加以改革家之鼓吹，对于本国一切，顿生轻忽厌恶之心，故诋毁吾国固有一切，乃最时髦举动，为弋名徼利之捷径。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
材料二(对于介绍和吸收西方文化，梅光迪提出)“所介绍者须其本体有正当之价值”；“当以适用于吾国为断，适用云者，或以其与吾国固有文化之精神，不相背驰，取之足收培养扩大之功，……或以其为吾国向所缺乏，可截长之补短也；或以其能救吾国之弊，而为革新改进之助也。”
——梅光迪《现今西洋人文主义》
材料三我们必须了解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然后才能应付当前和未来的生活。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为活的力量．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达到某种肯定的标准，判断真伪，与辨别基本的与暂时的东西。
——梅光迪《我们这一代的任务》
(1)据材料一，概括指出梅光迪抨击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观点。
(2)提倡新文化运动者多将梅光迪视为复古派。梅光迪是复古派吗?依据材料一、二、三，谈谈你判断的理由。
(3)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梅光迪和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在对待东西方文化态度上的差异，并据此分析“学衡派”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邓春兰与大学“开女禁”
1914年后，甘肃女子师范毕业生邓春兰在父亲支持下，冲破社会阻力创办女子小学。
1919年春，邓春兰读到蔡元培的演讲稿后，有了继续深造求学的愿望。
5月19日，多次和在京读书的丈夫、兄弟商议后，她致信蔡元培请求北京大学首开女禁，当时正值蔡元培抗议军阀政府镇压学生愤然离职，故无结果。
6月，邓春兰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录取。
7月，赴京求学起程之初，邓春兰再次呼吁女同胞为解除大学女禁奋起抗争，诸多报纸杂志纷纷响应，围绕大学是否“开女禁”问题展开激烈论争，李大钊、胡适等人积极参与。
9月，蔡元培重回北大，明确表示：“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生，尽可投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
1920年2—3月份，北京大学第一次陆续招收了邓春兰、王兰等9名女生入学旁听。至此，中国高等教育的女禁被打破，国立高等教育被男子独霸的局面终于不复存在。
我的妇女解放之计划同我个人进行之方法—我们女界今天要想替我们中国人争个“德谟克拉西”的真精神，先要替我们中国人里边的女人争个“德谟克拉西”的真精神……妇女解放的顺序是，先解放学校，再解放职业，再解放政权……
——邓春兰《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及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
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
——李大钊《战后妇女问题》（1919年8月）
作为历史的观察者，概括说明邓春兰能够推动大学“开女禁”成功的因素，并谈谈“开女禁与妇女解放”的认识。
李超的“新生"
李超，广西梧州人、先求学于梧州，广州等地，后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李超的家庭不支持她求学，因而她生活困难，患肺炎后，无钱治疗，1919年8月病亡。李超死后，其家庭置之不理，指责她“至死不悔，死有余辜"。11月，北京教育界召开追悼大会，有1000多人参加，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现场作了演说。1920年，杭州女子师范在省女师操场举行了李超追悼会，“各界人士莅会者不下万人，挽歌诗联四五百轴”。
李超的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我们研究他的一生，至少可以引起这些问题：一、家长族长的专制。……二、女子教育问题。……三、女子承袭财产的权利。……四、有女不为有后的问题。……
——胡适《李超传》《晨报》1919年12月1日、3日）
涵养与发挥情感是积极的道路。北京的妇女不来吊一吊李女士，却华装丽服坐汽车去满街跑，许多妇女并不要求妇女解放，这都是麻木。麻木就是处于情感的反面。他自己既不要求，你便怎样指点问题，乃至把解决问题的道路都告诉他，他只是不理会！
——梁漱溟《李超女士追悼会之演说词》（《晨报》1919年12月22日）
对于李超女士底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制度上两大缺点：一是男系制，一是速产制。……
李女士之死，我们可以说：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底重大问题。
——（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新青年）1920年1月1日）
作为历史的观察者，概括说明李超之死为何会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并谈谈“李超们"新生的出路在哪里。材料一
（金陵机器制造局 摄于1872年）
材料二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
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法院由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任命的法官组成，行使司法权。
——摘编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材料三 我在乡间第一次听到陈独秀的名字，也第一次接触到胡适的白话诗。最先是白话代文言而成为雅俗共享的文字媒介，这是胡适首倡而得到陈独秀的有力响应所造成的，即所谓“文学革命”。其次则是陈、胡及其他同辈学人通过《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和北京大的讲堂不断地攻击旧礼教、传播新思想，终于激起了青年学生求新求变的热情。
——摘编自《余英时回忆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图片中企业的性质和创办目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该法律文献体现的理念。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4)综合上述材料，概括各阶层探索国家出路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