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南方，“平均需用农田三亩，可养一人”，而安徽农村平均每人仅得2.5亩。安徽农村的地租率在40%以上，佃农“有贫苦者，当春食粮，即已告匮，每以秋收抵押，借食度日。……地主催租不得甚至逼之售牛典衣作抵”。“除正供以外，加以种种附捐，一亩地至少总要完纳一元以上，现时（指1932年）谷价每石价值一元余，平均每亩即收谷四石或五石，其中差不多就要消耗一石在赋税项内”。"历年战乱，皖北无不殃及，无纪律之军队，每至一处，肆行征发，敲剥良善，无微不至"。“因国内政治混乱，内争迭起，对于天灾之预防救补绝不注意，故水、旱、风灾亦成农民之最大痛苦"。

——摘编自孙语圣《民国时期安徽灾荒成因浅析》

材料二   中共安徽各地方组织发动的武装起义，紧紧抓住农民这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在1929年11月的六霍起义中，15个乡的数千农民手持大刀、长矛等武器直驱独山，汇入起义洪流。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56次武装起义中，参加者达数千人的就有26次。这些起义后创建了豫东南、皖西等革命根据地。

——摘编自苗键《中共安徽九十年简史》

材料一   “限关”的同时，明朝中后期、清朝中前期，政府为应对海陆边境贸易需求，采取了相对积极的政策。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北部长城一带至辽东地区，形成经济繁荣、华夷杂处的边境社会。为应对这一情况，明朝政府于1558年解禁了山东半岛至辽东半岛的海上航路；1567年松弛海禁，允许漳州府月港的民间海外贸易；1570年以降，在北部和东北地区的大同、张家口、开原、抚顺等地相继开放“互市”，最终形成内地—边境——朝鲜——日本——东南亚的庞大贸易网络。在相继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之后，清朝于1684年开海，施行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1727年重开南洋，此后东洋和南洋贸易一直持续至清末。18世纪的广州成为环球海上航路的重要中转港。

——摘编自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

材料二   表1   进口商品数据表（1913-1936年）   单位：%

注：*不足0.05%，**1917年前主要是鸦片，其后主要是军火。

资料   来源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45页

表2   出口商品数据表（1913-1936年）   单位：%

注：*已经包括在其他类别中，**未分列。

资料来源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45页

——摘编自董智永《中国近代对外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材料一 1906年，孙中山将土地所有权思想具体阐释为“平均地权” “核定天下地价”，土地现有地价归地主所有，此后因社会经济发展之“增价”则归于国家。在 1919年“双十节”的演讲中，他提出要防止私人垄断以及资本专制。在他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地主垄断土地以及土地价格上涨的收益，以致形成资本集中与社会的贫富悬隔，社会问题、社会危机由此产生。1924年，孙中山在《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革命》的演讲中指出，农民“就是中国的一个极大阶级”，如果这一群体不能觉悟起来促成三民主义的实行，“就是我们的革命一时成了功，还不能说是彻底”。

材料二 20世纪 40年代后期，在国共两党的较量中，一些国民党知识分子、土地问题专家，深刻认识到“社会革命就是经济革命”，提出了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的主张。1948年2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了由“中国土地改革协会”起草的《土地改革方案》。“方案”的第一章中指出，“土地改革的目标之一为耕者有其田，所以全国农耕土地，应自即日起，一律归现耕农民所有”。“协会”领导人萧铮指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待农村经济复苏之后，再逐步实行大农场制度，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学桃《中国近代土地所有权思想研究》

材料一   《宪法大纲》代表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所要实现的基本任务，这些基本任务主要有：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他在全中国的胜利；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所有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对因革命行动受反动统治迫害的中国民族以及世界的革命战士给予托庇权；苏联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的联盟者。

——摘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材料二   在当时的延安，中国共产党先后制定《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宪法性文件，以及颁布刑事、民事、廉政、司法等具体法律条例。建立干部管理制度，实行了干部的培养制度、教育制度、考核制度、报告制度、交代制度、任用制度、学习制度、奖惩制度等，做到了严管干部。实行统一财经制度，由于金融领域存在诸多制度漏洞，导致贪污现象比较严重，所以建立和完善了自收自支制度、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金库制度、公产制度、税收制度、地方财政管理制度、财务人员训练等财经制度，从而统一了财经，堵塞了漏洞，使得财政经济收支基本达到平衡。

——摘编自刘国成《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实践及现实启示》

材料一   唐朝中期以后，伴随庶族地主及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土地买卖日益频繁，均田制才逐渐破坏。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个由国家规定的土地兼并限额（畔限）了。宋代以后，土地买卖、典押和永佃制，成为中国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特别是永佃制将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剖为两个完全独立的权利并可分别占有和行使，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土地流转制度的发展。但是，中国古代实行的井田制、占田制、屯田制和均田制等公田制，以及中国一直实行的多子继承制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土地兼并的过度集中，避免了西方封建领主高度集中土地的现象出现。

——摘编自赵岗、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

材料二   近代以后，由于列强入侵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影响，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经历了提出土地革命纲领探索实践土地革命政策、确立土地流转政策和初步建立土地流转制度等演变过程。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提出“没收军阀和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首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主张。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上确立了“没收大地主土地”、“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国有”的土地革命的方针。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制订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分配给人民的土地，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

——摘编自高海燕《20世纪中国土地制度百年变迁的历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