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近代重庆只是西南的一个区域城市。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正式宣布迁都重庆，以重庆为战时首都。1939年改重庆为直辖市，1940年定为“陪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21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负责指挥中国、越南、缅甸、马来西亚等国的同盟军作战。另一方面，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由武汉迁来重庆。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作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派出机构。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区的党组织，领导人民进行了八年艰苦卓越的斗争。重庆不仅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地位和重大国际影响的大城市，而且是多功能的中心城市。

——摘编自何一民《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

绣金匾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一绣毛主席，人民的福气，你一心爱我们，我们拥护你!二月里刮春风，金匾绣的红，金匾上绣的是，边区陕甘宁。二绣陕甘宁，世事多太平，军和民大团结，大家一条心。三月里是清明，金匾绣三层，金匾上绣的是，模范八路军。三绣八路军，抗战下决心，对民众多恩情，爱国爱人民。四月立夏天，金匾绣的宽，金匾上绣的是，五月五端阳，金匾绣的亮，金匾上绣的是，边区老百姓。五绣老百姓，抗战最热情，组织起自卫军，打倒小日本。六月热气腾，金匾绣花云，金匾上绣的是，民众的劳动。六绣民劳动，有利有名声，行行出状元，二流子成英雄。七月里七月半，金匾绣的宽，金匾上绣的是，妇女的生产。七绣女生产，织布又纺线，加入识字组，要当女状元。八月里八月半，金匾绣的圆，金匾上绣的是，边区合家欢。八绣好家常，卫生身体强，全家人都和气，民主好商量。九月里九重阳，金匾绣的长，金匾上绣的是，移民上天堂。九绣难民来，政府好优待，老户们帮助他，吃用有办法。冬天里天气寒，金匾十绣全，金匾上绣的是，政府恩情宽。政府恩情宽，冬学到处办，有吃有穿有文化，快活过新年。

——摘编自周春健《<绣金匾>与中国现代革命》

材料   中华民国时期，日益严重的农村与农民问题，引起了知识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由此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了近代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中国现在是要从调整社会关系以达于新社会关系的建立。调整之道，先要稳住它，再徐徐调理它，而无须多少人为的造作。我们拒绝所有暴乱的行动。唯社会有权，而后国权乃立。乡村建设运动就眼前说，以立国权。在此以后，一切建设才可如飞地前进。

——摘编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摘自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

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恢复农村企业（发展“草根工业”）是最根本的措施。

——摘编自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年）

材料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向长城一线及华北地区不断侵略渗透。全国各阶层纷纷掀起抗日救亡热潮，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大敌当前，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开始考虑调整其对日政策，国共双方通过多种渠道开始进行秘密接触。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关系取得迅速好转。

——摘编自刘芃、朱汉国等《历史学习精要》

材料二   1937—1945年湖南、湖北征发壮丁（包括女兵与民夫）人数统计表（单位：人）

——摘编自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

材料   安德鲁·罗伯茨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认为落后的中国在那场高度机械化战争中贡献不大，对于中国战场几乎是一笔带过。利德尔·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40章中关于太平洋和远东战争仅有寥寥5章。丘吉尔密友马丁·吉尔伯特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52章中仅有3—4章提及东方战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主编的11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关于远东地区内容仅有1卷，但该套丛书对于战况不甚激烈的中东战场乃至于战时中立国，却各有独立1卷加以叙述。号称为诺贝尔文学奖的丘吉尔所著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在长达12卷的回忆当中，仅将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汇编为《日本的猛攻》1卷，对中国战场视而不见。即使是拉纳·米特所著《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一书对中国战场的关注也仅仅限于淞沪会战、豫湘桂战役等少数几个战役。

被《伦敦时报》誉为“一本迄今为止描写‘二战’史最好的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以德国入侵波兰作为“二战”开始的标志，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视为其全面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史学界）大多将中国战场作为太平洋战场的从属战场。服部卓四郎的《太平洋战争全史》刻意淡化中国战场价值，将日军在华视作太平洋战场的组成部分，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被美军击败视为其战败的主要原因。美海军陆战队弗兰克·霍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争夺战》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太平洋战场反攻阶段美军从夺取瓜达尔卡纳尔岛到冲绳岛最后一战的战斗历程，似乎东方战场只由太平洋战场单独构成。

——摘编自王安中《正确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东方主战场地位》

材料一   在甲午战前中日国家战争系统的力量竞赛中，日本积聚了比清王朝更集中、更强大的战争能量。而清王朝只是进行外交、军事与技术上的有限近代化努力，缺乏相应的体制与思想变革，没有完成从古代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型。战前的双方，一个虚张声势、疲于防守，一个真刀真枪、处心积虑谋划进攻，胜负已成定局。

——摘编自盖玉彪、陈伟《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根本原因的新思考——基于战前中日战争准备的对比分析》

材料二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打破了一切偏安苟且的幻想，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受到威胁，资本家、地主甚至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都遇到了存亡问题。民族存亡成为当时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民族危机和国破家亡的切身之痛，使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民族意识空前觉醒。这时，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关头，国共两党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摒弃前嫌，实现了新的合作。

——摘编自李玲《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民族凝聚力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

方志是以一定体例，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材料一   清初，台湾"草昧初开，无文献之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蒋毓英等人纂修《台湾府志》，以"彰一统之盛"，卷一《沿革》详细书写了台湾从"化外之地"到“纳入版图”的过程，卷九《人物》中的《开拓勋臣》为施琅等21位平台有功的将领立传，雍正、乾隆年间，台湾行政区划不断完善，文化教育发展迅速，方志修撰事业进一步发展，光绪十三年（1887年）台湾设省.着手计划纂修第一部台湾通志，出现又一次修志高潮，《恒春县志》中戈量收录中日召双方关于琉球问题进行交涉的重要档案，《苗栗县志》中多次强调海防问题的重要性，指出》"所虑者，不在内寇，而在外夷"。

——摘编自秦浩翔《从“纳入版图”到“边疆危机”）

材料二   1945年台湾光复后，台湾修志因政府的倡导，加上对本土关怀风气渐起，本地士绅也认为省志是"民族精神之所系，区域研究的起点，而为国史之要删和乡土之历史"，修志事业逐渐发展。1948年设置台湾省通志馆，翌年改组为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地方志编纂迎来了一个小高峰期。在台湾省通志馆以及各县市文献委员会的积极参与下，省通志和县市志全面编修，十年间共修成20部方志。这些方志既承接了传统修志方法的一面也有其现代西方文化影响的一面。在内容方面则广搜博收，注意利用现代科学发展的成果，倡导学科分工以编辑近代型的志书，体例上也出现不同学派的争论。

——摘编自吉正芬《台湾方志编纂简述》

材料一   清前期形成了"湖广填四川"的历史现象。康熙三年（1664年），新任四川巡抚张德地“舟行竟日”，感叹四川“寂无人声”“寥寥子遗，俨同空谷”。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议准了两个条例，一是“蜀省流寓之民，有开垦田土、纳粮当差者，应准其子弟在川一体考试，著为例"；二是"川省荒地甚多，流寓之人，情愿在川居住垦荒者，将地亩永给为业"。期间，如大竹县，"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互话，曰'打乡谈'，粤人操粤音，楚人操楚语"；乐至县，"豫章、楚、闽、粤、黔杂处，或多行其故，俗不能尽同"；"每每与四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之人"。四川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仅有熟田11883顷50亩，征税银27094两。至雍正二年（1724年）田额为214456顷16亩，税银为225535两。

——摘编自陈典《论清代“湖广填四川”的政策导向》

材料二   到1940年，内迁工厂有449个，技术工人约1.2万人，其分布如表所示。

——摘编自【日】石岛纪之《中国抗日战争史》

材料：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中的《中国政治报告》汇集了1911——1960年英国驻华官员定期发往英国外交部的政治报告。其初衷是“全面反映过去一年内发生的与报告国相关的事件，并解释其对该国立场和政策的影响”。

1931年8月27日，英国驻华公使M．兰普森的报告中，回顾国民党政府军在江西攻打红军之战况；“共产党……在条件艰难的山区开展远比国民党军队更为擅长的游击战。尽管国民党军队成功地占领了城区，但实际上，他们除了迫使共产党势力从江西和福建山区腹地的一地到另一地之外，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战果。”

驻华大使卡尔1941年1月报告中详述了皖南事变的经过：新四军并不想执行这一具有军事和政治双重动机的命令，因为它需要穿越的地区不仅有日本人，还有国民党中央军。……新四军于12月底出发；约2/3的人安然渡过长江。但是，其余人则由于某种未知原因，遭顾祝同部的军队袭击，约3000人牺牲……但官方的说法是，新四军发生叛乱，必须处分。

驻华大使薛穆“1943年年度报告”：“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央政府运用几支最精锐的部队，对共产主义地区进行包括军需品、医疗用具在内的严密封锁，然而，外国访客对共产主义地区的民主管理、全面战争基础上的民众组织、人民对共产党军队及政府的忠诚和热情支持，都给予了一致的赞扬。”

——摘编自喻卓《来自一线的观察——英国驻华外交官视野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