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向长城一线及华北地区不断侵略渗透。全国各阶层纷纷掀起抗日救亡热潮，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大敌当前，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开始考虑调整其对日政策，国共双方通过多种渠道开始进行秘密接触。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关系取得迅速好转。

——摘编自刘芃、朱汉国等《历史学习精要》

材料二   1937—1945年湖南、湖北征发壮丁（包括女兵与民夫）人数统计表（单位：人）

——摘编自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

材料一   北宋的都城汴京、南宋的都城临安以及建康、成都等都是人口达十万以上的大城市……“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民间的娱乐场所也需要大量的歌词，士大夫的词作便通过各种途径流传于民间。……“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

材料二   在全国抗战初期的大发展中增加了70余万新党员。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很容易受到一些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1941年前后，抗日斗争形势变化较小，党内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全党普遍整风从1942年春开始……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讲话，他指出：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座谈会后，文艺界进行了认真的整风学习。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材料三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习近平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

材料一1939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把原来只办理有限具体业务的四大银行组成的“四行联合办事处”扩大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四联总处”的任务是设计和布局全国金融网，负责法币发行的调度等事宜，总揽战时物资的调剂以及后方贷款。由于银行资金大量被政府占用，没有能力向民族工商业开展存放款业务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1941年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军费后，边区银行遂积极主动落实边区政府“禁止法币流通，发行边币”的法令，截至1944年6月共发行边币38亿元。陕甘宁边区银行还以大量资金支持机关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发放农业贷款和青苗贷款，同时对公营工商业进行投资和贷款。边区银行在抗战时期开展信贷业务的建设过程中，总结了一套金融事业发展的好办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围绕生产的业务方针，民办公助的群众路线，事业需要的贷款原则，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摘编自陈争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

材料三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兼办工商信贷，并将人民银行的工商信贷部分出来，建立中国工商银行。人民银行主要集中加强信贷资金管理。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国家外汇管理局，统一管理外汇，充分利用国际信贷制度，为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1991年4月，基于卫星通信网的全国电子联行系统开始试运行，这为人民银行更好的执行国家信贷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1995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

——摘编自谢川波主编《新中国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等

材料一   明清时期“与山争地”及“与水争田”的趋势日益突出，土地资源开发进入一个新阶段。玉米、红薯、洋芋的引种，人口持续的大规模向山区流动，带来持续的山地垦殖扩张。广东惠州、潮州山区民营冶铁场达44处，“山脚起炉，少则五六座，多则一二十座，在山掘矿，煽铁获利”。明清时期，各地还通过围垦河滩、沼泽、海涂等方式“与水争田”，实现耕地增长。地势低洼的太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则形成桑基鱼塘的农业模式，“两利俱全，十倍禾稼”。与土地开发兴盛相应，清代关于土地开发利用的讨论增多，不少官员、学者呼吁保护林木和植树造林，然而“山林既尽，无以宿水，溪流渐涸，田里多荒”的现象愈演愈烈。

——摘编自张建民《明清时期的山地资源开发及山区发展思想》等

材料二   抗战时期，华北各根据地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政策，禁止任意砍伐，大力提倡植树造林运动，明确林地产权，调动农民造林积极性，采取“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把造林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垦荒与造林同步。根据地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农田水利建设条例，“整理旧渠、开凿新渠”“变旱田为水田”，因地制宜，大小结合，提倡兴修小型水利工程，大小河流和官堤民埝必须全面掌握和统一治理。调动群众参与水利建设，开渠用合作社的办法，地、工具、资金、劳动力均可入股，修成后按股份利。部分工程当地群众以边区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如荣臻渠、伯承桥、小平桥等等，增进了政民的团结。

——摘编自吴云峰《华北抗日根据地林业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