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太宗在天山南部先后设置了伊州（治今新疆哈密）、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庭州 （治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州之下置有县、乡。州置刺史，县置县令，乡置乡长，里置里正。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以及严格的户籍制度。三州的设置斩断了西突厥的右臂和吐蕃的左臂，阻绝其联系。此后，在征服天山北部的西突厥残余势力和天山南麓的龟兹等国时，唐朝在龟兹设立安西都护府，又在新招抚地区设立羁縻州府制度。

——杜文玉《唐朝如何经略西域》

材料二：边区政府建立了盐池县城川蒙古族自治区、曲子县三岔回族自治乡、新正县一区第一、第九回族自治乡等区、乡一级的政权，在这些民族自治区、乡中，让少数民族行使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职权。在政府的帮助下，边区先后成立了“延安回民救国会”、“中国回教救国陕甘宁边区会”“蒙古文化促进会”等团体，开展抗战救国、保卫边区的活动。在优待难民政策下，迁入边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得到了土地，边区还组织迁移来的蒙、回族同胞组成打盐运盐合作社，给他们发放贷款，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还为他们减免课税。边区政府先后在回族聚居区开办了民族小学，由政府拨款、拨地，并实行免费教育。

——王晋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族政策与实施》

材料三：“两个共同”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民族工作的主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各族人民实现了空前的团结，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强。在新世纪新阶段，只有牢牢把握“两个共同”的民族工作主题，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上来，凝聚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凝聚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来，才能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供不竭的力量之源。

——梁志忠、郭五明《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材料一   民国初年，历史教育的内容和重心逐渐发生变化。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为例，此书陈述专制政体形成的原因及其弊端；对于历朝开国君主的横暴和末代亡国的经过予以渲染，“以警国民之顽固未化者”。晚清时期历史教科书中一般以“人种”来叙述民族。辛亥革命后，李大钊指出只要具有中华民国的国籍，就都属于新中华民族。钟毓龙编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以五族共和为纲，“其(指其他民族)与汉族接触冲突之处，亦一律平视，绝无轩轾”。历史教育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历史教科书开宗明义讲述历史与国家的关系，指出“人必能对国家尽义务，为社会尽责任，而后谓之有人格”。

材料二     抗战时期不少历史教材对我国民族强盛和衰落之原因，强盛时在世界文化上所处的地位等，“均不厌求详，期有以唤起民族精神，使知我民族在世界文化上地位之重要”。 此外，教科书对近代帝国主义之侵略，外交政策之失败等，为“最为注意之点”,求振奋民族之精神，洗雪我国之耻辱。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严重，《殖民地独立运动》,《世界民族解放战争的教训》《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之类的著作出版增多，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这类著述显现出重要现实意义。抗战时期对“边疆”论述逐步课程化和专门化。有识之士主张强调边疆各民族与内地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民族外来说逐渐被摒弃。                                                  

——摘编自邓燕《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材料一     1880年，法国共和国政府颁布法令，决定把7月14日作为国庆日。1889年，法国政府制定了纪念大革命100周年的计划，其中各种节日和庆典活动有20余项之多。5月5日，法国政府在凡尔赛举行纪念三级会议100年的仪式。全国各地都有游行、演说、栽种自由树以及散发《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等活动。法国各地教育督察还发布通告，要求教师向学生讲述大革命的意义，并且向他们所居住地点的成年人描述革命所带来的好处。到7月14日，庆祝活动更为盛大、持久。仅以巴黎为例，便有盛大的游行和规模巨大的音乐会，整个巴黎到处都是欢庆活动。

——摘编自顾杭《1889年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及其历史作用探析》

材料二     1941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纪念今年双十节的决定》，提出隆重纪念辛亥革命30周年。10月10日，延安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纪念活动。“到会者有延安大学等80余单位，共3万余人，四邻民众也扶老携幼，赶来参加”。朱德等人发表了热烈演说，“强调坚持团结，抗战到底，并追忆孙中山缔造民国之丰功伟业”。延安四大礼堂分别举行晚会，演出话剧、平剧。《新华日报》发表了《为民主共和而斗争》的纪念文章，号召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争取民主共和斗争的胜利。延安成为纪念辛亥革命的又一中心。

——摘编自朱斌《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纪念》

材料一   顺治九年（1652年）清领海南后，黎族土官制度在较长时间内存续发展。清政府通过建立土舍、峒长、粮长、黎总、哨管等多样化举措，将势力范围深入基层黎峒地区，同时通过“黎人”担任土官直接治理地方。这种王朝自上而下式的治理姿态结合黎族基层土官自治的治理智慧，使清代黎区得以长时稳固，收效甚大。清政府以招民复业、奖励垦荒作为对海南地方官员考核、升黜的评判标准，诸多黎村“有腴田数十顷，黎人耕之，户口蕃庶，物产丰饶”。清政府在海南建立了以书院为主，义学及社学为辅的文化教育系统，各书院研习课程均依照王朝所指定丛书诸如《春秋》《诗经》《性理精义》等来学习、讲学。

——摘编自李超、田敏《土流共治与调适：清代海南黎族国家认同的三维向度》

材料二   毛泽东指出：“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抗战中，我国之所以能以空间换时间，同日本侵略者打持久战，是与民族地区成为我国抗战的战略纵深地带和可靠大后方有着密切关系的。少数民族参加抗战，可使我国抗战具有与国际社会及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加强联系的重要国际通道。抗战期间，浴血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朝鲜、蒙古等民族的优秀儿女，驰骋在冀中平原的著名抗日铁军“回民支队”等就是我国少数民族爱国爱家、保家卫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缩影和典型代表。

——摘编自陈国裕、祁若雄《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

材料   1942年，延安城内发生燃料危机，市民生活用煤严重缺乏。有些机关单位甚至提前两个月预定1000—2000斤煤炭。加上对延安周边森林的采伐，造成局部沙化现象，绥德、米脂一带的居民向森林深处移居。这引起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调查团，多次开展调查，并根据调查中发现的问题，采取诸多措施以促进边区煤炭工业发展。边区政府直接投资5万元，在安塞、延安增开煤窑；边区政府鼓励公私合营等多种形式的开采活动，有计划地发展民营煤炭业；边区政府还改善煤厂管理，批判和纠正官僚主义作风；采取工资计件累进制；开展劳动竞赛；等等。据边区建设厅统计，到1943年，煤矿矿井发展到100个，职工1891人，每月生产煤炭7600吨。

——摘编自王飞《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与政策制定——以陕甘宁边区为主的考察》

材料一   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变化主要有三段：第一段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第二段是从甲午后维新变法运动到辛亥革命；第三段是从民国成立到国民党由广东出师北伐。第一段为外力侵入、新思想酝酿的时代；第二段为革命势力进展、清朝皇位颠覆时代；第三段为革命势力与满清残余的军阀势力斗争时代。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材料二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8卷——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材料三   对于是否彻底摧毁国民党当局，日本华北方面军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

1942年5月，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分析战争走势：“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摘编自刘长明程恩富《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材料一：（明）军户、匠户等特种户籍一旦佥定，即世代相袭，不得脱籍。逃离原籍者，必须穷究勾追，依律问罪，仍令复业。……一里一甲之内，百姓必须“互相知丁，互知务业”，彼此了解每户丁数，从事士、农、工、商者各有几人。如有强窃盗贼、逃军、逃囚及生事恶人，里甲必须会集里人将其擒拿送官，违者加罪。……令基层普遍设立申明亭和旌善亭。每里推选一年高有德之人负责书写善恶，称老人。老人还负责向里民宣讲法律、圣谕，使民知法畏法，各守本分。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陕甘宁边区的基层抗日民主政权是在工农民主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确切地说，是由乡（市）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转变而来的。……各抗日根据地施政纲领均规定，凡年满18岁的爱国的中国人都有参与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由人民选举或协商产生乡政府，人民有权监督乡政府的工作，并对它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以至要求撤换那些不称职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乡政权是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个政权施政纲领的最根本出发点和主要目的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在乡政权中，共产党员、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平分势力。

——摘编自李赛南《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基层政权建设思想的发展》

材料三：新加坡的社区管理强调政府对社区进行科学规划，并着重大力投入公共财政，政府投入90%的社区基础设施管理费用和50%的日常运作费用，承担社区专职工作者的薪酬。同时，新加坡社区管理充分发挥社团的作用，让民间团体参与到社区管理中。新加坡的社区里各种非营利组织蓬勃发展，成为政府管理服务社会的“抓手”，起到了巨大补充作用。新加坡社区管理还积极发挥公民的作用，鼓励民众参与到社区管理。新加坡有3000个各类基层组织和25000名基层领袖，汇集了不同兴趣爱好的人。另外，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壮大义工队伍。据统计，新加坡义工数量约占总人口的15%，即60多万人。

——据王拓涵《新加坡社区组织体系、治理模式及经验启示》等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