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85年，江泽民出任上海市市长、198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他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全力促进上海的改革发展稳定。他领导制订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提出在20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发展方针。他积极支持浦东开放，把浦东建设成为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新市区。他倡导建立了民主党派双月座谈会、新闻界理论界双月座谈会等制度，广泛听取意见。他注重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建立了重大工程决策专家论证制度。在他倡导下，上海市政府每年必须为人民办几件实事，努力解决广大群众实际问题，改善群众生活。

——摘编自《江泽民伟大光辉的一生》

材料一   德国的工业革命是后来居上的代表。19世纪初，德意志各邦纷纷实行全民义务教育，一些邦政府还兴办中等专业技术学校。30年代，随着关税同盟的建立，德国工业革命起步。在巴伐利亚国王支持下，德国第一条铁路于1835年建成通车。从40年代起，汉诺威、普鲁士等邦国开始规划和建设铁路。1850年以后，德国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一直超过轻工业，煤炭、生铁产量分别在1860年和19世纪70年代初超过了法国。

       ——摘编自武寅主编《简明世界历史读本》

材料二   不变价格是用某一时期同类产品的平均价格作为固定价格来计算各个时期的产品价值，目的是为了消除各时期价格变动的影响，保证前后时期之间指标的可比性。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统计局先后五次制订全国统一的工业产品不变价格，相关统计情况如下：

表1   1949—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单位：亿元）

表2   1981—1984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单位：亿元）

备注：本表工业总产值数据不合村办工业，1984年如包括村办工业则为7606亿元。

——摘编自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物资统计司编《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4）》

材料一中国近现代史学相继出现三种“新史学”及三次史学转型，在主旨和内涵上不尽相同，但都对传统史学加以“扬弃”，并且“弃”多于“扬”。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源远流长的传统史学范式趋于式微，而传播欧美史学理念及采用欧美范式来书写历史蔚然成风。同时，著述语言则大多采用杂糅众多翻译元素的现代白话文，书写的形式也从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札记体转变为专著、论文和通史等体裁，而历史研究的史学趋于形成；历史不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事迹，而是国家、社会和民众的经验，而历史研究的要旨在于“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而非止于“记载事实”；历史叙事也不再以华夏中心，转而接受某种世界史观；历史的功用不仅在于资治和“惩恶扬善”，而且关乎国民教育和国族构建。此后，在1946—1966年间确立了效法苏联史学的范式和体系，基于意识形态的“新史学”。否定传统史学，排斥19世纪末以来的“新史学”和欧美史学，并且学术和政治的边界不清。历史研究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以唯物史观为解释历史问题的准则。“文革”结束以后，新时期中国史学界倡导思想解放，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史学思潮经历了“回到马克思去”“回到乾嘉学去”“走向系统化”“走向跨学科研究”等交替递进的演化过程。各种史学思潮的兴替，见证了这个时期中国史学的多样性，向欧美取法逐渐成为潮流，追赶国际史学的前沿；普遍注重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来考察过往，借助各种理论工具来发掘、组织和诠释史事，以揭示过去的意义。

——摘编自李剑鸣《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

材料二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只是注解式地单向借用，而不能在细致微观的研究中加以深化、发展和修正，乃至新创自己的理论和概念，以“应对西方中国学的挑战”。因此，不可“对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视而不见”。

——摘编自《历史研究》

材料

图 1     1956 年发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邮票，邮票主图为天安门，下端以齿轮为中心，左右对称环绕着麦穗、稻束、 向日葵等。	图 2 1998 年发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纪念邮票，邮票主图为《人民日报》 发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第一版报纸，附图为高楼林立的城市风光远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