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共创办各类学堂37所，其中外语学堂8所，专门技术学堂11所，军事技术学堂18所。从时间上看，19世纪70年代以前，洋务教育以办外语学堂为主，70年代以后，则出现技术、军事、医学、工程学、矿学、电学等学堂。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创办的学堂已开始注意学堂的不同等级之分，如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苏州、无锡等地出现的三等公学堂，一个较完整的学制系统已经形成。到1901年，逐渐出现了门类明确的小学、中学、大学堂和女塾。这一时期，清政府还创办了大量的农业类、商业类学堂，举凡工、商、农、桑、矿、声、医、化、光、电、格致各目均有学堂。
——摘编自张雪蓉《论洋务时期的教育建设》
材料二 1946年中国高等教育工科学生仅为18．9%，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文盲率高达80%。面对这一状况，中共中央确定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是为工农服务的，是为生产建设服务的这一纲领。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教育经费异常短缺的背景下，工矿地区和大城市的教育要跟着生产发展的需要，发展快一点。1952年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1953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正式编制颁发了全国教育建设计划，东北地区流行的《农民速成识字课本》采用的是像《三字经》一样的韵文体：“日月光，照四方，天上明，地下亮，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咱，有力量……”从1952年调整院系、设置专业一年多，高等教育部已组织高校教师译出以工科为主的苏联教学大纲700余种，分发各校应用。
——摘编自苏渭昌 雷克啸《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教育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教育发展与晚清教育的差异，并简析其原因。
材料一：魏晋南北朝的选官体制是九品中正制，即在州郡设置中正、小中正，专司品评人才，并向朝廷推荐。全凭世资取官的“九品中正制”，从政治上堵塞了庶族地主做官的道路。但是，庶族地主的人数比士族要多，而且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经济力量也日渐扩大，自然希望政治制度有所改变。所以，南北朝时期，随着庶族地主与士族地主矛盾的不断扩大，到了隋朝，“九品中正制”基本上被废除。
——摘编自隋启良《九品中正制的兴衰》
材料二：唐代科举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经、明字、明算等多种。学馆的生徒可以直接报考，不在学馆的自行向州、县报考，合格后再由州县送中央参加考试，应试者以进士、明经两科为最多。考试的内容，进士着重于诗赋和时务策，明经则着重于儒家经典的记诵。主持考试的，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以前一直是吏部考工员外郎；以后归礼部掌管，也有临时由皇帝委派中书舍人等清要官主持的。
——摘编自杜非《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
材料三：制举是唐代科举中一种特殊的选才形式，唐代制举效仿汉代察举，多在新君即位、改易年号或重大事件发生之际开设，由皇帝亲自下诏选拔贤良人才，以表达乐善求贤之意，唐高宗以后制举逐渐成为科举制的科目之一。新君通过制举选贤的形式与天下对话，借此表明自己是一位招贤纳士的仁德之君，意欲广纳贤才、励精图治，令天下人臣服于其统治，从而确保统治权力的平稳过渡。从相关文献记载来看，从唐太宗一直到唐文宗的十四位皇帝，有十三位在登基之时开设制举。
——摘编自田子爽《从皇帝即位改元看唐王朝的制举选贤》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九品中正制被废除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隋唐科举制度的特点，并分析科举制度如何推动隋唐盛世局面的出现。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制举选贤制度出现的原因。
材料一 春秋决狱又称“经义折狱”或“引经决狱”，是遇疑难案件依据从《春秋》等儒家经典中抽象出的法律原则进行决断的审判方式和制度。在汉武帝“尊崇儒术”的背景下，由中央司法机关廷尉处理疑难案件时率先采用并逐步盛行并制度化。春秋决狱作为一种审判方式和制度得以产生和长期存在，是因为它能妥善处理司法中的疑难案件，能对中国古代法律的漏洞和偏颇起到补阙和纠偏的作用，它既是中国古代的司法衡平机制，又是法律缺陷的修补机制。
——摘编自吕志兴《春秋决狱与中国古代法制的真实关系》
材料二 唐代中央政府的司法机构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三个机关组成，地方的司法工作由州县的行政长官兼任。唐代司法的一般程序分为起诉、审判、复审、执行四个阶段。从法律上建立了比较完整、严密的司法制度，其中规定的诬告罪、法官审判责任制、御史台官员监督参与司法、会审制度、上诉制度、复审制度、死刑复核复奏制度等，都起到了慎刑的作用。唐代司法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实行公开的不平等。皇亲国戚、官员犯法，有上议、上请、官当等特殊规定，从而保障封建的等级特权。
——摘编自冯辉《唐代司法制度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汉实行“春秋决狱”的原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司法的特点。
材料一 美国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在1950-1998年间，32次更改养老保险标准，综合运用税收、财政转移及货币政策，将国民收入分配到教育、医疗、就业和养老等多个领域。各国政府还及时出台旨在促进就业的宏观政策和总体规划。在西方国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覆盖范围极为宽泛，所有公民既是捐助者，又是受益者。挪威政府通过颁发《国家保险法案》《社会照顾法案》来保证每位居民在生、老、病、死、鳏、寡、孤、残或失业等情况下都可获得经济支援和其他形式的社区帮助。
——摘编自王贤斌、郭建新《西方福利国家改善民生的路径及启示参考》
材料二 我国经济已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渐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并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建立于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的基本方针，逐步由“全部包揽”向“国家、单位、个人”三方负担转变，形成了由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所构成的新一代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为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有效的后勤保障。
——摘编自《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方福利国家改善民生的路径。(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新一代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完善的原因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一：西周统治者与社会保持相对平衡状态，权力的施行不但受限于道德，依据血缘关系来参政的传统也时王室权盛有实际限制，国君只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国际体系”包括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频繁战争、整体的无政府状态、均势的形成、中央官僚制度的发展等。查尔斯·蒂利认为，战争的压力迫使统治者征用物资，因而不得不与国内资源持有者进行“谈判”，这些“谈判”带来各种权利。如果我们照此理解，那么春秋战国时期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也曾为了鼓动民众参战和为国牺牲而做出三个重大的让步：一是言论自由，二是允许通过上诉来修正司法不公，三是给予在土地授予和福利方面的经济权利。
——摘编自许田波《战争、国家形成与公民权：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比较》
材料二：国家、政府或统治者努力保障个人权利并避免过度掠夺，均源于所谓“共容利益”，目的是保证自身收入的长期最大化。1603年的伦敦，大小事务都受的200名大商人的控制，政治上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产状况，代表商人集团的新贵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明显增加，新兴阶级不仅影响、甚至控制了政府及议会。因为战争而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王室与商人之间彼此依赖；握有灵活动产的商业家族比起旧土地贵族更能缓解君主的燃眉之急，政府则对商人集团予以特许权的“回报”。新兴集团同国家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在国内，他们要求国家保护，并给予他们经济特权；在国外，他们需要国家作为扩张和掠夺的庇护伞。“共容利益”不断扩大，催发了西欧的制度变迁。
——摘编自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群体能拥有一定权利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西欧社会形成“共容利益”的原因并指出其影响。
材料一 秦汉时期，真正地确立起几千年的华夏文明的法制传统。西周提供了“礼”，一种带有强烈伦理色彩的习惯法，经儒家学说理论化而系统完善；秦汉提供了“律”，一套以惩罚为主的严格的行为规则，经历朝修订与注疏而至大备。但是，“礼”与“律”只是掌权者统治民众的工具。与皇帝的意志相比，它可随意被更改；与民间情理相比，它可常常被遗弃。它借以施行的力量，不是基于永恒的正义，而是基于可怖的暴力。
——摘编自焦峰《契约精神的自然法背景》
材料二 古罗马人在文化方面原创性的东西不多，但他们的法学理论却成熟完备，丰富精深，西方现代立法理论三个最重要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约自由和财产所有权不容侵犯，在古罗马法中均有充分体现，它们在罗马社会生活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罗马法律之所以能超越古代东方乃至古希腊的关键在于，古罗马文明实际上融合了数百个民族与国家的文化与观念。
——摘编自陈刚《自然法·所有权·契约观念——罗马法的精神》
(1)根据材料一、二回答，与秦汉相比，古罗马法律的特色是什么。(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罗马法律不断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清朝自17世纪后期以降，财政长期盈余，即使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仍能保持盈亏的大体均衡。甲午战后，清廷开支急剧上涨，入不敷出状态愈演愈烈。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改革，力求财政的“近代化”。考察东西洋各国的大臣回国后提出效仿东西各国，设财政部、会计检察院等，慈禧等最终弃“财政部”不用，改户部为自古已有的“度支”，对会计检察院等更是置之不理。1908年，清廷决议“采行新的预决算制度，欲整齐天下之财政”，具体的过程中，各省与度支部的主张并不相同，特别是涉及到各省岁入、岁出的安排，在各省造册上报的省预算中，体现出保护地方利益、推诿抵制的倾向。清政府为推行“新政”、摊派赔款等，默许地方就地筹款，国家传统税收外的各种捐税逐渐取得了合法地位，一时间民心涣散，民变四起。
——摘编自王燕《晚清财政变革与国计民生》
材料二 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提高到2018年的18.3万亿元，财政支出则从68亿元提高到22.1万亿元。长期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建设型财政之后，逐渐演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公共财政，以2018年为例，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等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4.6%、12.3%、10.3%，均超过了10%。财政政策在历经长时期的紧缩被动选项之后，自1998年以来逐渐走向主动积极，成为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重要工具之一。我国长期实行的高度集权的统收统支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后，明确了地方财政地位、注入了确定性，充分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主动性。
——摘编自王振宇《新中国财政70年回眸与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晚清财政近代化转型的背景并分析其失败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财政治理的变迁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唐人陆贽论及租庸调制时说：“丁男一人，投田百亩，但岁纳租税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谓之租”。租庸调征缴只以丁身为依据，而不计其余，并不考虑农户的实际占有土地情况，其弊端是十分明显的。而且租庸调的征收颜由唐朝统一确定，长期以来一直保持不变，虽然有其稳定性，但其不能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有其不能根据土地实际占有状况的变化而主动调整，存有明显的僵化缺陷。唐制规定贵族、官僚户和其他特殊身份之人可以免除租调徭役，而一些人庇荫在这些特权户之下，逃税、避税，使国家征税额也随之减少。公元780年，租庸调制因为实际上的完全“废坏”而被两税法所取代。
——到阳《试论唐代租庸调制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
材料二 唐代租庸调税制的特点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在这种税制下，皇空贵戚、官僚贵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逃户流民为了生存投靠地主豪强做荫户，不承担国家的租税徭役。由此，只有30%至50%的户和14%的人口承担国家的全部租税，租税负担处于极不合理状态。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两税法在预算上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每年财政经费先计算数颤，然后按照各地的土地、人口、条件等实际情况进行分配，分配时坚持贫富有差，税负均等。这一原则防止了地方官吏强取豪夺，多收多征，加重民众的负担。
——张帆《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租庸调制推行的基础，并分析租庸调制“废坏”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两税法实施的的背景，并说明其引发的赋税变化。
材料一 13世纪，欧洲“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已经存在，此时，国家主权的概念尚未出现，但民族国家已在孕育和形成之中。到了中世纪末期，欧洲出现了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大趋势，其标志则是专制王权的建立。从现代化的角度上说，专制王权是民族国家的早期形式。而最先从西欧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逐渐在其他地区传播开来，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形成的巨大推动力从根本上唤醒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意识，从而推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普遍形成。
——摘编自刘成《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意义》
材料二 二战结束以来，由于殖民地独立后的人员“返流”，为战后重建招收“客工”，接收各类难民和欧洲共同体内人员自由流动等原因，欧洲各国的移民数量不断增加。欧洲原本相对单一的民族国家因此出现了变化，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治理形态上的变化在欧洲国家也体现得非常充分。欧盟已经建成统一市场和关税同盟，成员国使用统一货币；通过《申根协定》取消国境限制；在政治、外交、财政、社会等领域中，欧盟国家的合作也日益紧密。这样，原来属于民族国家控制的主权事务，很多都要在欧盟层面上进行合作与协调。
——摘编自田德文《国家转型视角下的欧洲民族国家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条件。(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二战以后欧洲民族国家变化的影响。
材料 造成法律文化多样性的原因比较复杂，国家和法产生的根源，一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都可导致这一差异，而其中最根源的一点，就在于一定的法律文化圈中存在着独立的文化隔离机制，这种隔离机制最初是与地理环境相连结的。而后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同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政体形式以及风俗、习惯、心态结构等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心理隔离要素，都进一步加大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
——摘编自李光宇《中西方法律文化特征之比较》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西方法律知识，自拟一个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