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共和国治理惯性在罗马帝国时期并未消失。在公元2世纪时，罗马帝国中央与行省的高级官员总共为150人到200人左右，即使到了3世纪早期，这一人数也才达到350人左右。绝大部分帝国地方的行政工作，罗马人都交给了自己的地方代理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官员、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决定有关城市的一般事务，包括授予公民权、财政、税收、司法、宗教崇拜、建筑工程等一系列与城市直接相关的问题。只有在城市觉得自己无力解决时，才会求之于总督。在司法问题上，只有涉及金额超过一定限度，或者事关公民的生命时，才会上诉到总督或者皇帝那里。”在城邦众多的帝国东部，本地的市政自治机构仍然被继续维持下去。在城市比较稀薄的西部，统治者则默许本地的部落贵族按照自己的标准建立政治结构，并将周围的土地与社群分配给这些贵族。英国史学家芬纳说“帝国的官员只是附加到遍布帝国的自治共同体之上的上层结构”。
——摘编自（意）弗朗切斯科·德·马尔蒂诺《罗马政制史》
材料二 两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时期以来，封国势力和豪强势力不断遭受打击和削弱，王朝的统治标准逐渐渗透到帝国每一个角落，所谓“六合同风，九州共贯"虽有夸张之处，但始终是汉朝诸帝追求的政治目标，地方官吏如果擅自更改或假传中央命令，可能面临最高死刑的惩罚。西汉王朝强盛时期，郡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为103，下辖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为1587，至东汉时期，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仍然有1180。县以下，“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三老地位较高，通过榜样示范和宣讲宗法伦理使得统治者意图自然而然地传到基层民众的圈子里，从而达到控制乡里人心的目的。据统计，两汉时期，中央加郡县官员数量竟高达到13万到15万之间。
——摘编自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罗马帝国地方治理的特点及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朝地方治理不同于罗马帝国地方治理之处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 明初，朱元璋为地方官制定了《到任须知》，对县官的职责作了详细规定，其中包括：养济院孤老若干；见在狱囚若干，已完未完；本衙门吏典若干；各房吏典不许挪移管事，违者处斩；承行事务已完若干，已施行未完若干，未施行若干；所属境内仓场库务若干，支用若干；会计粮储，每岁所收官民税粮若干；鱼湖几处，岁课若干，备开各湖多少；金银（矿）场分若干，坐落何山川，所在若干；近海郡邑煮海（盐）场分若干；邑内及乡村官房舍，有正有厢若干；耆宿几何，贤否若干；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境内若干，各开；境内有学无学，儒者若干；境内把持公私，起词讼者有几，明注姓氏；好闲不务生理，异先贤之教者有几；本衙门及所属该设将禁弓兵人等若干，各报数目；境内士人在朝为官，作非犯法，黜罢在闲者几人，至死罪者几人。
——摘编自张献忠、崔文明《明代县域治理的实践与困境》
(1)根据材料，概括明代县官的职责。(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明初中央对县官职责的规定。
材料一 北宋时，官府采用方田法进行较大规模的土地清查，以厘定田税，并写入户帖。南宋时，两浙地区开始推行经界法，规定由农户自行文量土地，依照固定格式绘出“田之形状及其亩步四至”的田形图，并载明土地来源情况，呈报官府检核。南宋政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砧基簿，构成了私有土地产权登记册。明清的鱼鳞图册，即源于此。
——据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11世纪中期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后，派专员对各级封臣和自由人的土地、财产、收入进行核查和登记。在教士、郡长、佃户等作证下，专员向当事人询问土地的归属、大小和庄园各类财产数额，并将调查结果登记造册。该登记册为国王提供了征税和下派封建义务的依据。12世纪起，英格兰封建庄园效仿威廉时期的做法，定期清查庄园土地和财产，并登记造册。这一做法为中世纪英格兰封建庄园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据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等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古代中国和中世纪英格兰土地清查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代中国和中世纪英格兰以清查为核心的土地管理制度对各自历史进程的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土地管理所体现的国家治理理念。
材料一甲午战争后，中国糖业由盛转衰，清政府着意扶植糖业发展，同洋糖进行抗争。1898年，户部建议江西等“种蔗之地，广植丰收，购机制造，则岁增之利无算”。1909年，四川总督赵尔巽派人赴日本考察新法制糖，预备回国后正式成立公司，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罢。1929年，中国企业家发起国糖保护运动，国民政府给予这些企业家经营特权，并修改关税，保护原料糖进口。然而，由于时局动荡、国力不济等原因，中国糖业发展始终成效甚微。
——摘编自赵国壮：《东亚糖业史研究》
材料二江户幕府初期，日本多次派使节到中国学习制糖技术。明治初年，又从福建引入优良甘蔗品种。1895年，日本侵占中国的糖品生产基地台湾，以之为基础，加快制糖业发展。1906年，政府设立负责糖业调查、补助等事宜的糖业改良事务局。日本糖品产量增长了3倍以上。与此同时，日糖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断扩大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
——摘编自（日）社团法人糖业协会：《近代日本糖业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日两国糖业发展途径的相同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日两国糖业发展的不同结局及其启示。
5 . 材料：秦国在历史上形成的崇武尚战、重功利、轻伦理、宗法现念相对淡薄、重实地、求数量、贪大尚多等文化特征，在商鞅交法中都有所体现。他的垦草、徕民、耕战等令，其近期效应立竿见影。为了以实际工作效果来考察奖罚各规官吏，商鞅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和法规，建立了比校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如人口的登记、国有资产的逐一登记、军功的登记、立动行费、有罪处罚的标准等。
秦国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各请侯国。商鞅交法把秦国完全纳入了体制上的君主专制、政治上的军国主义、思想上法家独尊的道，这种机制在商鞅死后一直延续，不可逆转，为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据王绍东《商鞅变法成功原因的再探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商鞅顺应秦国风尚进行改革的举措。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商鞅顺应秦国风尚进行改革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律的演进轨迹有自己的特色。宗法家族社会的发展，是“礼治”的坚实基础；而集权官僚政体的巩固与壮大，则继续呼唤着“法治”。儒家思想的法典化和法家法律的儒家化，则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秦律规定：“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奴妾，不为公室告”，“非公室告，勿听”。又有“父盗子不为盗”，“子告父母，告者罪”等规定。从法律实践的价值观来看，西汉以后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和法家化表现为确立族权本位（礼治）与皇权本位（法治）的双向法统。两者的结合可以从《唐律》中的“十恶”中得到集中反映。“十恶”中有四条半是维护宗法家族秩序的，另有四条半是维护集权专制政体的。
——摘编自武树臣《法家法律文化通论》
材料二 1840年之后，西方法律文化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涌入中国，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以礼治文化为底蕴、以专制体制为支撑的传统中国法律制度逐渐走向解体。各种社会力量在探索自强救国的过程中，提出了各种改革法律的方案，中国传统法制逐渐向近代法制转型。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建立了以《六法全书》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但近代法治理念和法治秩序始终未能得以有效确立。
——摘编自蒋传光《新中国法治建设70年》
材料三 新中国法治建设70年，是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路的70年。新中国法治建设经历了摧毁与建立（1949-1957年）、发展与偏离（1957-1966年）、停滞与毁灭（1966-1976年）、恢复与发展（1978-1997年）和法治建设新时期（1997年至今）五个阶段。随着时代的演进，经过不断的探索和艰苦努力，我国的法治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和跨越式发展。
——摘编自蒋传光《新中国法治建设70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向近代法制转型的原因，并说明其阻碍因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新中国法治建设的认识。
材料 地方行政制度改革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北魏前期，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广设军镇，相当于州，镇下置戍，相当于郡，对所在地区实行军事控制。上孝文帝为推行均田制、三长制，下令将全国分为38州，除北方边境地区外，中原各地全面裁撤镇、戍，改为州、郡、县，地方管理回归汉晋体制。孝文帝还将州、郡、县依所管地区大小、民户多少等，各分为上、中、下三等，各等级地方长官的品级不同，其下所设属员多少也有相应的差别，规定地方长官“依户给俸”，即据民户多少确定俸禄；又将州刺史带将军号的办法推而广之，各州刺史、各郡太守例加将军号，将军府僚属纳入吏部管理，实际管理一州一郡行政事务，这为隋朝时将地方官吏全部纳入朝廷管理奠定基础。“依户给俸”在孝文帝以后停用，而地方行政机构分为三等九级，直到唐代一直没有改变。
——据《魏书》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孝文帝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 经过30年的战争，欧洲各国于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领土、主权与独立等原则，奠定了近代国际法的基础。19世纪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将国际法的应用范围逐步从欧洲扩大到美洲、亚洲等其他地方。一战后，战胜国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成立了国际联盟，但因排除美苏而缺乏普遍性和权威性。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国家侵略活动使国际法遭到极大破坏。战后，50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宪章》，确定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制裁侵略的机制，并赋予安理会制裁的力量。国际法院也在荷兰海牙成立。同时，各类国际组织数量激增，裁军、防止核武器及生化武器扩散、国际人权、国际环境、海洋、外层空间等国际法性质的公约或宣言纷纷问世。
——据杨泽伟著《国际法史论》
材料二 新中国自成立到1977年底，参加的国际多边条约总共不过31个。从1978年到2004年底，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多边条约已多达236个，仅1978年到1988年就签署、生效了122个。1978年以后中国参加的多边条约，超出了外交、人道主义法、海事、航运、少数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章程等狭小范围。据统计，中国至今参加的多边条约既涉及联合国及其所有专门机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一般国际法，还涉及国际刑法、反对恐怖主义行为、毒品管制，以及某些建立国际组织的章程等。这标志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法律秩序。
——据饶戈平著《国际法律秩序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近代以来国际法发展的突出特点，并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对世界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有何差异，并简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