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我国古代乡村治理事实上承载统计户籍、组织生产、赋役催驱、维护治安、教化民众五大重要任务。政府管控不断深入基层、乡约政教化、乡官差役化是演变的重要趋势，呈现出政社互动的特征。总体上看，我国古代乡村治理演化是一个有继承有发展的过程，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模式与发展规律，形式上日益走向精细化，反映了政府管控的不断深入，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互动的持续加深。我国古代乡村治理和基层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绝非“二元区分”，更多是“二元综合”或“二元合一”。

——摘编自王伟进陆杰华《政社互动：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

材料一 唐宋社会救助的主体是政府和社会力量，政府在社会救助中起组织和领导作用，主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律令，对社会救助事宜予以规定和指导，由地方政府督促实施。南宋以后，社会力量更强大，在社会救助各个领域逐渐占重要地位。社会力量包括社会个体和社会组织，其中家族、宗族在民间救助中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宋代，宗族救助制度化，使得族人旧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济贫机构方面，唐时是由政府接管原属寺院主管的病坊，北宋时主要是由中央统一诏令各地兴办，而南宋以后，则由各地自行设立，经费也以地方自筹为主。救助方式上，赈灾救荒时招商、劝分等方式增多；救助实体的经营上，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兴办实业，获取稳定的收益，以维持机构的长久。

——摘编自王颜《论唐宋时期社会救助机制的变化及特点》

材料二 1883年，德意志帝国议会批准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险法——《疾病保险法》，1884年和1889年，又相继颁布了《工伤事故保险法》和《老年与伤残强制保险法》。德国保险三法的颁布实施，使得国家对民众生存状况的保障，由社会救助发展到社会保险，从而开启了社会保障制度化的历程，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由此产生。

——摘编自周佩璇《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首先产生于德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