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后，中国共产党集中开展了以破除封建思想、改造陈规陋习为主要内容的乡风文明建设探索活动。主要措施有：倡导男女平等，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开展禁烟禁赌活动；破除封建迷信，改造农村巫神；开展不缠足运动；移易传统婚丧习俗。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效果，据安定县的调查显示，1935年冬，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半年后，该地烟民比例降至20%，不到两年，该地烟民基本绝禁。

材料二   80年代以来，农村经济贫困问题的有效缓解以及农村思想环境的根本好转，使党的乡风文明建设得以顺利开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乡风文明”一词，使乡风文明建设发展更加深入。这一阶段，党切实开展了许多相关实践活动。一是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二是开展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三是开展文明村镇与和谐村镇创建活动。四是开展“讲文明树新风”活动。五是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六是开展创建文明集市活动。2010年，国家工商总局、中央文明办等相关部门发文指出，要通过创建农村文明集市活动引领农村健康和谐的社会风尚，向集市的商户宣传科学技术、食品安全等与经商致富相关的内容，引导农村除旧布新。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刘欢等《中国共产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百年历程、经验与展望》

材料一   太平天国以前，清廷捐官总人数不过3.5万；19世纪的最后30年，捐官人数达到了53.4万。按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的统计，自1860至1905年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1905年晚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制度。废除科举的同时，清廷出台了一项《举贡生员出路章程》，该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

这一善后政策被付诸实施后，导致自科举停废至清廷灭亡的6年时间里，举贡生员的入仕就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机会与高概率。因为优先录用的待遇过于优厚，还曾引起舆论的不满，在《申报》上刊文抨击。

材料二   废除科举之后，作为清廷统治基础之一的士绅群体并未消失，他们中的有力量者集中转移到了各省咨议局当中。咨议局对应的是议会，是民权。惟有民权在制度上得到扩张，咨议局议员们的新时代身份才会具备价值。所以，自1908年开始，在各省咨议局的策划下，这些已完成身份转型的士绅，连续发起了四次全国性的请开国会运动。然而，清廷却不愿将民权落实到咨议局，朝廷谕旨对咨议局的定性很明确，是“仅为一省言论之汇归”——咨议局既没有决策权、也没有监督权，只有发牢骚之权。矛盾便由此而生：只有在民权体制下，这些由举人、贡生和秀才转型为议员的士绅们，才能为自己的新身份找到对应的权利，以维系对应的社会地位。但清廷却坚持要以《预备立宪章程》和《钦定宪法大纲》来巩固并扩张君权，坚持停留在皇权时代。清廷的制度转型与士绅的身份转型背道而驰，士绅们在辛亥年抛弃清廷，可谓顺理成章之事。

——摘编自陈丽君、杨宇《近代乡绅基层整合功能的转换及其制度逻辑—基于绅权制衡机制演变的考察》

材料一   中国实行的是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这种横向民主相对立的纵向性民主——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代表大会直接行使立法权、监督权以及重大人事任免权，其他国家机构均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并且受它监督。在权力的运行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将分权制衡原则与民主集中制的较好地结合在一起。代议制是现代西方国家根据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而进行民主政治的一个创举。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普选权只是统治阶级欺骗和玩弄人民的一种工具，而真正的民主实现形式应该是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统一。因此，我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民意机关加强与人民群众的广泛联系，听取人民的意见和诉求，根据民意来行使国家权力。

——摘编自朱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西方民主思想和制度的借鉴和发展》

材料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得到较快发展，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历史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息息相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旋律。

——摘编自曹艳会《新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