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0世纪后，随着东南亚地区各国家的发展，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不断加强。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所历凡三十余国”，每到一个国家，首先会见当地国王与官员，赠送丰厚的礼物，遵守当地的风俗。然后开展以“朝贡贸易”为主的贸易活动。同时还负有打击海盗，肃清海上航道，调节各国纠纷的重任。早在此之前，沿海商民就私造大船，运载金玉丝绸，下“南洋”贸易行商，有的甚至留居不归，以致当地“以商贩为生业，饮食、衣服皆仰北客，习北俗”。直到16世纪葡萄牙所绘马六甲地图，也到处标有“中国村”“中国溪”“中国山”等。

——摘编自《东南亚古代史：上古至16世纪初》

材料二   1905年，越南爱国志士潘佩珠曾在日本见到钦慕的梁启超，梁对他说：“我国与贵国地理历史两千余年密切甚于兄弟，岂有其兄立而视其弟之死而不救乎！”并告诫其“贵国不患无独立之日，但患无独立之民”。当越南的民族解放事业陷入低谷时，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了越南革命的大本营和大后方。潘佩珠等人在广州组建越南光复会并吸收大量华侨参加，提出“近者向中国学习，远者以欧美为师”。针对荷兰殖民统治残酷镇压印尼共产党人领导的民族大起义，1926年，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刊文《爪哇的暴动》：“告诉爪哇的兄弟们‘中国民众是同情于你们的，你们的斗争引起全东方的同情，继续你们的独立运动吧’。”

——摘编自余定邦《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等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友好交往大事记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等

材料   秦汉是一个波峰，其时帝国的规模、制度的进步和管理的水平，都处于古代世界的前列；魏晋南北朝则陷入波谷：帝国面临着动荡、分裂，在体制上也出现了变态、扭曲。秦汉的制度文化展示了巨大的惯性，它使帝国政治在穿越了各种波动变态之后，仍得以“回归”于其历史运动的“轴线”。所谓“两千年一贯制”，并不是一个线性上升的进程，然而在各种事象的沉浮动荡中人们看到了一条“轴线”，它最终呈现为各种上下波动、左右摇摆所围绕和趋向的东西。这个变迁的“中轴”就是我们所说的“常态”，而“常态”其实是“动态”的。“回归”是指“回归”于发展的“轴线”，是包含进化和发展的，并非全盘复旧。

——整理自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材料一   虽然“天可汗”没有号令整个游牧世界的权力，但至少在“南北兼跨”时代，“天可汗”称号确实有助于唐朝更有效地统治北方草原归附部落。太宗以皇帝身份兼有可汗号，这与传统以皇帝为核心的天下观念有所不同，体现出唐初延续了十六国以来逐渐形成的兼容胡汉的政治文化……唐朝作为一个统治地域兼跨农耕、游牧等不同文明形态的国家，其在组织形式上并非单一、匀质的，在一体化基础上又呈现为更加灵活的组织形态。

——刘子凡《“天可汗”称号与唐代国家建构》

材料二   从法国大革命迄至今日，民主信条被证明是民族主义最得力的帮手。个人对民族群体的忠诚感，当他们是臣民时和他们是公民时不可能完全一样。政治民主，在一个语言统一或者至少绝大多数人民使用相同语言的国家，远比它在一个多语言帝国更加有效。如果人民要统治自己，他们就必须互相了解，能够说或读一门共同的语言。民族群体因此提供了民主统治的实践基础，而民主统治，或者说争取民主统治的斗争，反过来促进了民族主义。

——【美】卡尔顿·海斯《世界历史的教训：民族国家信仰及其祸福》

材料三   马克思指出“共同体是一切文明民族的起点”。作为中华民族生产交往实践和社会文化积淀的观念集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相信有共同的唯一归属，相信有共同的血统，相信自己文化的独特性”的文化情感意蕴，内嵌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延展于文化象征符号系统表征的共同体概念体系中，阐发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陈文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符号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