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地方行政制度改革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北魏前期，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广设军镇，相当于州，镇下置戍，相当于郡，对所在地区实行军事控制。上孝文帝为推行均田制、三长制，下令将全国分为38州，除北方边境地区外，中原各地全面裁撤镇、戍，改为州、郡、县，地方管理回归汉晋体制。孝文帝还将州、郡、县依所管地区大小、民户多少等，各分为上、中、下三等，各等级地方长官的品级不同，其下所设属员多少也有相应的差别，规定地方长官“依户给俸”，即据民户多少确定俸禄；又将州刺史带将军号的办法推而广之，各州刺史、各郡太守例加将军号，将军府僚属纳入吏部管理，实际管理一州一郡行政事务，这为隋朝时将地方官吏全部纳入朝廷管理奠定基础。“依户给俸”在孝文帝以后停用，而地方行政机构分为三等九级，直到唐代一直没有改变。

——据《魏书》等

材料一   周朝已开始出现“小行人、象胥、掌客、怀方氏”等具有周边民族事务管理性质的官职，秦朝正式在中央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典客”。汉承秦制，汉武帝时期设置属国都尉，具体管辖归附及内属的边疆民族。唐朝边疆民族的首领可管理府州的具体事务，但需向唐王朝缴纳贡赋，统于唐王朝的中央政府。此外唐王朝还在边睡地区发展屯田、开辟互市贸易、妥善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元朝在吐蕃采取“政教合一”政策，在中央设置管理吐蕃事务的帝师和宣政院机构；在元朝兴起之地漠北，设岭北行省，基本行政单位仍是蒙古传统建制，并部署军队，戍守的同时进行屯田。明朝靠近内地的少数民族统治区减少，明政府直接控制、委派流官的地区增加。清朝在边疆全面推行郡县制和修订相关法规，强化边陲管理的同时，还鼓励内地百姓外迁至边疆谋生与开垦。

——摘编自谷家荣罗明军《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材料二   19世纪以后，清政府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维持衰退中的国内政治、经济体系，保卫边疆安全的能力逐渐低落，导致面临深刻的边疆危机。对此，清政府通过推行一系列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来“昭示主权”，比如在新疆、台湾等边疆地区设省。日渐减少的财政收入使得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和“塞防”之争，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海防大门之后，面临着海疆危机，传统的边疆观不得不进行转变，清政府开始筹办近代海军。但是这些迫于外部压力之下的政策转变，忽略了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清末边疆政策的失误也非常明显。

——摘编自施润棋《清末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研究》

材料一 北宋前期实行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原则上一切财赋都属于中央。但实际上国家财赋分为以两税收入为主的直属中央的“上供”部分，和以盐茶专卖、酒利、商税等经费为主的拨留于地方的“留州”部分，自北宋中期起，由于中央征调频度的持续增长与地方开支的扩大，加之中央收缴原属州县的大部分盐茶之利，地方财政入不敷出，至南宋更趋困窘。为解决财政困难，地方州县巧立名目，新增税费，赋敛于民。对于这种制度之外的税费征收，朝廷只得默许。

——摘编自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

材料二 明代至清代前期，中央和地方以“起运”“存留”的方式，将征收的钱粮按比例划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为解决军费紧缺的问题，清廷认可地方督抚抽取厘金等“就地筹款”的措施。至此，财权下移。其后，“无论田赋、盐茶，一切征榷悉归地方督抚”。1906年清廷改户部为度支部，旨在“综理全国财政”。1909年初，清廷颁布《清理财政章程》，在度支部设立清理财政处，在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以统一财权，并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

——摘编自陈锋《清代中央财致与地方财政的调整》

材料一   出土于甘肃威武的木简有文载：制诏御史曰“高皇帝以来至本二年（公元前72年），朕甚哀怜耆老，高年赐王杖，上有鸠，始百姓望见之，比于节，吏民有敢骂詈殴辱者比逆不道，得出入官府……市卖复毋所与。”“年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注：汉低级官职），入宫廷不趋……有敢征召侵辱者，比大逆不道。”。

——甘肃省博物馆藏文物王杖简

材料二   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以王杖，哺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

——范晔（南朝）《后汉书·礼仪志》

材料三   丞相故事，四科取士。……及刺史两千石察举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举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下，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

——《续汉书·百官志》

材料   战国中期的商鞅，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以重法名世。在变法改革中，商鞅强调国家应采用重刑使人们守法以避害，还应用重赏吸引人们循法以逐利，刑的威慑作用大于赏，“先刑而后赏”。他注意到官吏犯罪的危害性远大于一般百姓，甚至会使百姓效仿其行，不守法度。因此，设置监察官吏的专职官员，明确各级官吏的权责，特别鼓励官吏间相互监督、检举揭发。他还注重培养人们主动守法的意识，树立和强化法律公平、公正的权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此外，商鞅要求法律条文须具体明确、通俗易懂，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扩大法律的宣传力度和广度。《战国策》赞叹道：“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其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

——摘编自隋淑芬、施建中《商鞅预防犯罪的思想》等